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2）生态人类学的形成（下）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史德宁（Stenning）的研究：采采蝇的存在限制了非洲牛群的分布与迁徙模式。环境可能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区（culturearea）。它由梅森（O。Mason）首次提出。1895年他在环境对人类产品或艺术的影响一文中将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区划分为18个文化区。梅森的工作由威斯勒（ClarkWissler）与克鲁伯所继续。
　　他们都认为在文化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总体性的相关，并且文化只能被文化而不能被自然所解释。文化区概念实际上可以说是环境决定论和极端传播论进行折衷的产物。但是，与环境决定论相比，环境可能论也不是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性框架，因为它仍然无法解释人们的经济策略与政治策略的细节、人们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内容、人们的婚姻优先性（preference）及仪式表演（ritualperformance）。
　　斯图尔德开创的文化生态学（1955）复活了人类学家对环境决定论的热情。他的主要观点是：具体（specific）的环境塑造着特定（particular）的文化特征。他暗示文化特征有两种类型：由环境因素决定的文化特征及其遗留物（remainder）。前者实际上就是文化核（culturalcore），它由社会的经济部门组成，与生计活动密切相关；后者又称次级特征或二级特征，它包括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及仪式行为。
　　他还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方法。首先，应该区分出在使用环境资源时运用的技术；其次，应分析在使用技术时采用的行为模式；最后，应该弄清这些行为模式影响其他文化特征的程度。
　　斯图尔德提出以上理论和方法意图在于反对环境决定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恰恰支持和加强了环境决定论，因为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文化特征作以上区分。例如，他对肖肖尼人的研究得出的就是彻头彻尾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文化和自然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自然环境却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维达（Vayda）与拉柏波特（Rappaport）指出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严重缺陷。首先，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不能支持他的理论观点。因为，第一，选择程序不能充分地去除假相关的可能性；第二，即使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也并不必然是因果联系；第三，即使显著的相关与因果关系被显示出来，那也并不意味因果关系是唯一和必然的。其次，文化核只包括技术，而不包括艺术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后两者也与环境相互作用。再者，在斯图尔德的视野中，环境没有包括其他生物体，例如致病微生物，也不包括其他的人类群体。最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排除了生物学研究，从而没有研究文化和生物学的相互作用。
　　尽管文化生态学有很多缺点，但是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领域，它们相互定义对方；两者处于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尽管生态人类学作为术语最早由拉柏波特提出，但实际上斯图尔德是生态人类学的真正开创者，这就是他的文化生态学又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原因。
　　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的文化特征（包括技术、居住模式、宗教信仰与仪式）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他认为，客位（etic）行为的生产方式和人口再生产方式，通过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进而决定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
　　他说可以把这一原则称为基础结构决定论的原则。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避免了斯图尔德将文化特征划分为文化核和遗留物（即次级特征、二级特征）所引起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但是，哈里斯还是滑向他曾小心翼翼要避开的环境决定论陷阱：他认为，在与环境有关的物质条件的范围内，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生态意义。
　　哈里斯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提出了对以后整个人类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主位（emic）和客位研究方法，前者是指旁观者使用对参与者富有意义的、适合于参与者的概念和分类，后者是指旁观者使用对旁观者富有意义的、适合于旁观者的概念和分类。
　　主位方法的特点是：提高本地人中提供信息者（报道人）的地位，将他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客位方法的特点是：提高旁观者的地位，将他在描述和分析中使用的范畴与概念作为最终的判断。
　　哈里斯以对印度禁忌吃牛肉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从客位方法（人类学家所处的西方文化认知框架）来看，这种禁忌是非理性的，牛肉一直是西方人的主要食物之一；从主位方法（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种禁忌是理性的，因为在印度，牛有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用途提供牛奶、耕地、运输以及可作为燃料、肥料及地面覆盖物的粪便，这样禁吃牛肉实际上是维护着一个社区的存在与发展。主位方法与客位方法使人类学家既考虑到了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又关注到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