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是怎么产生的？

　　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出了本新书《动荡：国家在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TurningPointsforNationsinCrisis）。书中只有一个地方比较有趣，是关于冬季战争的一则轶事。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芬兰人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的苏联奋起抵抗，最后两国各自让步，勉强达成和平。
　　当时许多国家向芬兰输送装备。其中一件是意大利赠送的火炮每门火炮不仅需要一名炮手还需要一名所谓的‘观察员’，需要站在炮筒前方一点，好观察弹壳的落点，据此修正下一炮的射程。戴蒙德这样解释道。当然，这些大炮后坐力巨大，设计时也没考虑怎么消除颠簸。于是芬兰人只能给每门炮配备两名观察员，一个站在前面观察弹壳的落点，另一个站在后面观察炮的落点！
　　除了这则趣事，他在本书中专门写了七个他熟悉的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US）。我们和世界各国都面临严重问题，戴蒙德指出，我们必须先承认问题，不然永远也无法解决问题。他的立论方式，是先考察陷于危机的个人如何成功地处理（或不处理）他们的境况，如果可行，再引申到国家。
　　按照这个框架，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Inhofe）在2015年的行为，就可以看作全国性的妄想症状了。他在参议院的地板上放了一只雪球，认为这只雪球的存在就能推翻气候变暖的事实。
　　当然，这种妄想也确实在那之后愈演愈烈。戴蒙德写道：美国的公民和政客，能认真看待当下重大问题的并不多。他说的问题包括不断沉沦的政治妥协、越来越多的粗暴言行、受污染的选举（包括压制选民）和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则属于全球威胁的部分。
　　在我看来，阻碍美国的，还有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曲解。说来讽刺，发明这个词语的竟是斯大林，当时他不忙着进攻波兰，却在那里咬文嚼字。例外主义的概念源于19世纪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最初是指美国有不同于别国的民主与个人自由。但是近来，却常有人（你只要看一会儿福克斯新闻就有体会）用它来指代一种信念，即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只要你敢质疑这种特殊性，就是不要脸。
　　然而戴蒙德写道：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略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但预期寿命和个人满足感却始终低于西欧。这说明西欧模式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但美国人很少有耐心考察别人的优点。因为我们坚信美国是一个太特殊的国家了，西欧和加拿大的方案根本没有借鉴意义。这种消极态度使我们丧失了一个选项，而那正是许多个人和国家在解决危机时可能用得着的选项：考察解决过类似危机的人，学习他们的做法。要消除这种自负，也许唯一的希望就在戴蒙德假设的一段问答里：问：美国何时才会重视自己的问题？答：当有钱有权的美国人感到人身不再安全时。
　　最后，或许也是读者最关心的，戴蒙德写了正中要害的一句话：对科学的怀疑在美国越来越普遍了，这种趋势非常糟糕。说到底，科学才是对真实世界的精确描述和理解。
　　但是就像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在1934年所说的那样：要一个人理解一件事很难，特别是当这个人的薪水就是靠不理解那件事才能到手时。当然，如果这个人刚好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话，就更难让他理解了。
　　文章摘选自《环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