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起源（对联的起源及发展）

　　对联的起源（对联的起源及发展）
　　对联，又称楹联、刈子、联语，是由两牛字数相等、句式相同、平仄和谐、语意相关的汉字序列组成的独立文体。多用来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对联扎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融诗经的对偶规范、诸子百家的学说、辞赋的修辞文采、骈文的对仗声律、唐诗的风范格韵以及民间的桃符形式为一体，题材丰富、风格多样，集情意韵形之美，收雅俗共赏之效。这一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学传统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历经千余年不衰，深受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成为我网文艺自花园中一枝精致夺目的奇葩。
　　对联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桃符。桃符，又名仙木，是占人过年时悬挂在门两边，画着传说中镇邪除妖的神荼和郁垒神像的桃木板。后来桃符逐渐简化，上面只画符咒或只写神茶、郁垒的名字。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指此事，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但这种桃符只是为了求神灭祸、祈求吉祥，没有独立使用对仗句子的意识，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联。五代时，符咒和神荼、郁垒的名字逐渐被联语替代。据说这源于后蜀国君孟昶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旨意。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孟昶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命群臣在桃符上题写对句比试才华。群臣写来写去，孟昶都不满意。最后孟昶索性自己提笔写出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来这种过年在桃符上写联话的形式慢慢传入民问，深受百姓的喜爱，越传越广。虽然这副五言联并不一定是我国的第一副对联，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考察，对联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是对联的原始形式。《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诗经》中已出现了一些对偶句，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如《大雅旱麓》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诗经》中的对偶句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对后世的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春秋末年，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搜罗一些文人志士，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中逐渐涌现出了不同学派，各流派互相辩难，争芳斗艳。我国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等名人，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的一系列学术体系。诸子学说论述精辟，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练，文章中大量的对偶句可以看做是对联的早期形式，如：情欲信，辞欲巧，又如《尚书益陈谟》中提的满招损，谦受益，《论语雍也》中乘肥马，衣轻裘，《论语述而》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离骚》是辞赋之祖，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骚体对后来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朴素的对仗形式，又为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昌盛的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等一大批文学家的赋，对仗工整，较之单行散句有着更为独特的美感形态。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新文体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鼎盛时期。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风的时风，涌现出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佳作不光是对仗工丽的名句，更是对联的典范，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天水一色，风月无边；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骆宾王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等。由此可见，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完善了白身的规则，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以后，由于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更为讲究。当时的对联作者匚不在少数，对联的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展，从宫廷园囿、庶民百姓的门庭、楹柱，流传到名胜古迹、寺庙廊院。明清时期是对联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对骈文和对联非常看重，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文人将时局政见、流派纷争通过对联的形式予以表达。对联的应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蔚为大观。对联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谁是第二？（张之涧出句）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梁启超对句）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