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

　　止庵：关于周作人，答南方人物周刊问（节选）
　　周作人的是与非
　　问：在您眼里，周作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答：从气象上，我觉得他比较接近孔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文化批判者。
　　问：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许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不论文体），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答：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从根本上说鲁迅是诗人，周作人是哲人，但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但是如果与许多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更关注的是历史、现实、社会、人的生存，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人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有多少人那么关注他们了可能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
　　问：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答：在我看来，周作人主要是一位思想者、著作者，作为行动者的他是失败的。他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这里姑且举出几点。第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一九六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这是他们分歧的起始之点鲁迅一八九八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非常激动，这部只译了上半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掺杂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著作，因为可以立即拿来解释当时的现实，深深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好几代人。但周作人则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不少雨果作品，还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要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都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加任何节制地过于倾向强势一方，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兼顾社会的平衡。昨天和朋友聊天，说到瑞典的一个做法：一个高档社区若干比例的房子是打折卖给艺术家、文学家的，就是要掺和一下，不能有那种清一色的富人区。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是他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不认为其间有什么区别。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让我吃主义》），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文学谈》）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持怀疑态度：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北沟沿通信》）周作人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诗的效用》）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说：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一九二二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人人没姓没名，只有编号）、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如果考虑到这篇小说居然写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之前（按，扎米亚京的《我们》虽然写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间，却是一九二四年才面世的），那就更应当予以重视了。一九三七年春周作人写的两篇文章《赋得猫》和《谈文字狱》，分别谈论西方的巫术案和中国的文字狱，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他晚年翻译的古希腊思想家、讽刺散文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其宗旨是非圣无法，可以看作一部知堂晚年定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当时我很诧异，他这番话竟然讲得理直气壮。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说：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是常识，但简单而又深刻，直至今日，很难说在中国实行了多少。周氏兄弟一生都是启蒙主义者，也吃了启蒙主义的亏。问题是，他们当年所讲的这些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end）
　　二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选自《风月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