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明发展的两面性经济的繁荣和闭关锁国的落后

　　取代明朝的清王朝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华夏文明圈地理区域与国家行政版图的基本重合，这使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统一国家内部的关系，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础上实现的这次统一，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可能支持这种变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因素还需要时间来成长并整合为足够强大的体制变动趋势。
　　清朝的国家统治集团以满洲贵族为主体，并带有多民族联合的特征。蒙古贵族、汉族官僚士大夫、藏族宗教上层在国家政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基本权力主体结构在通清一代基本保持下来，但清朝政治统治还是日益淡化满族传统氏族制度的成分而增强汉族传统政治文化色彩。
　　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体现满族氏族民主制度的残留。随着君主权力的强化，王大臣会议逐渐失去决策功能，回复到专制君主与官僚系统结合的传统轨道上来。
　　中枢综合机构和前代一样具有内朝的性质，其名目曾有内阁和军机处，其中唯军机处成为稳定的中枢机构。文官系统名目、结构基本继承明朝，但实行满、汉双轨制、官缺制和捐纳制。双轨制和官缺制保护满族在取得官僚职位的竞争中拥有特权。捐纳制使拥有财富的社会成员易于取得进入缙绅阶层的机会，这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扩大了官僚系统的规模，也加速和加深了官僚系统的腐败。
　　清朝地方政府与明代相比，突出的变化是督抚制度。明代总督、巡抚是中央因事特派地方的官员，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则成为管理数省和一省的常任长官。这使得清代的省级管理体制类似元代的行省制度而与明代的不同。
　　清朝对于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地制宜，实行各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实现了这些地区和中央关系的协调。
　　清朝的国家制度是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和官僚制与一定程度的贵族制度的结合。这个体制和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一样具有内部聚合的功能，但地方和庶民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利构造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因而不具备如同西方近代的专制君主制那样为内部社会改组提供条件的功能。
　　清朝虽然保持了满族的政治特权，但是却废除了被称为贱籍的某些社会等级差别制度，使大量受到特殊束缚的人口成为普通民众。康熙时期推行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减轻了国家赋税对于社会的压力，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摊丁人地制度的推行，使农村丁口赋税并人土地税，减轻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口也迅速增长，形成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以往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华东、华北、广东、湖广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辐射到全国各地，全国和区域性的市场体系基本健全，边疆开发更有巨大的进展。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同业组织，货币信贷关系发达，手工业以丝织、棉纺织、治铁、盐业、制瓷业为骨干，一片繁荣。
　　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销售到国外。这样的一种经济社会面貌表明，18世纪的中国，虽然进入了一个王朝的衰落期，但是其文明共同体仍然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并非是全然封闭和与世隔绝的。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重要的整理时期。清政府在尊崇理学和对反清思想进行严格压制的同时，提倡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政府组织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和类书。私人学者则回归汉学，从文字、文献的研究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原典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性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发展了实证考据的科学方法和学术精神。
　　后者对于以往偏重思辨和直觉体悟的学术传统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超越。继承明朝后期文学和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清代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巨制。曲艺形式多样，成为民间和官廷分享的艺术形式。
　　19世纪的中国社会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民间秘密会社组织的反清武装活动波及京城，西北地区也发生了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下层人民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下，生活处境艰难，阶级矛盾趋于激化。
　　清朝前期的政府凭依强大的国家实力，有效地抵御了沙俄向中国北部边疆的扩张，并且明确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但是在东南沿海，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和公行制度，限制了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和对世界局势的了解。
　　康熙时代，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徒的控制触及了中国的主权，导致清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禁止。这个具体地说有充分理由的决定，在客观上使中国进一步进入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境地。
　　当乾隆时期英国使节来华，要求建立往来关系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在缺乏世界知识的情况下，表现出无知和傲慢，失去了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机会。
　　19世纪前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大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并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谋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这导致了中国与纠集在一起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全面冲突。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它是中国与西方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
　　这一系列冲突使中国原来独立的缓慢演进中断，被拖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漩祸中，被迫首先解决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要求中国实行急剧的自我改造。
　　急剧的社会改造会造成一段时间的混乱。中国的整体社会结构虽然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立即改变，但是中国历史的主题却改变了。
　　突如其来的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形态被衬托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经历了军事和政治冲突的失败以后，中国的士大夫和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业、科学、思想、军事界的新精英阶层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推进中国的改造，中国的下层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对变化中的社会环境作出了反应。
　　急剧的变革降低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地方权力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起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19世纪末的清王朝，愈来愈失去中国社会的整体组织功能，更不能有效地遏止殖民地化的危机，民怨沸腾。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传播日广，众多社会成分参加了推翻清朝或者推翻帝制的革命与改革。
　　1911年，清朝被武装的革命所推翻，中国帝制时代结束。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重新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并且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开始以独立自主的方式探索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