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给校长权力套上笼子

　　近日，媒体报道，近一年多以来，深圳就有7名中小学校长因为敛财败露先后落马。如此密集的程度，用事实告诉人们，在今天，校长似乎成了高危职业，现实逼迫我们寻找监督权力的笼子。
　　在我国，中小学普遍实行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实际上不管是党务政务，还是教学科研，乃至生活后勤等，大概都由校长最终裁定。因为许多学校就是党政一肩挑的。不错，这一肩挑可以解决推诿与扯皮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人专断的可能。校长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内很容易拥有一锤定音或一票否决的绝对权力。这样的绝对权力，一旦疏于监管和必要约束，在很多时候就难免成为相关利益方的公关对象。
　　校长抵不住诱惑、慢慢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事件告诉我们：校长很难仅凭个人所谓的自制力或意志力来抵御诱惑，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抓手，使之既有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戒心，又有君子务本，本生而道立的初心，唯有实现依法治校，才能达成此种效应。
　　当法直接与人脱钩，成了学校管理、运行、调整、完善的依据和根本时，权在一定程度上就被稀释和消解了，校长才能从林林总总的利益纠葛中解放出来，安心教学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专心于作为校长应有的学术研究。
　　要实现依法治校，一是要有客观的准备，二是要有主观的努力。客观上，欲先法治，必先法制，即建立健全学校办学规范，形成制度化和刚性的学校章程、制度、办法，并能与时俱进，将一切公共事务纳入到法制管理的系统中来，尽最大可能消除因人议事、以权论政的因素，把校长的角色从事实的裁定者转变成制度的建设者和执行人。
　　在大力推进落实依法治国的今天，一所学校致力于健全完备的学校章程建设，是保障校长依法治校的前提。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来的学校章程，不仅应该赋予校长办学应有的权利，还应该制约校长滥用权力，这样的章程才可能确保学校依法办学，同时也能爱护和保障校长的个人权利。学校章程需要明确校长权力结构的授权、分权、限权的厘清和确认，让校长搞清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哪些该过问，哪些不该过问以及怎么管、怎么问。
　　要实现依法治校，还要变结果管理为过程管理，避免不出问题不管、出了问题严管的应急式管理思维。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在建立民主、科学、规范决策机制上建章立制，确保学校的各项决策在公开、透明、科学、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还要有多角度、立体式的权力监督机制，比如健康运行的教育工会委员会、学校委员会等等，让广大师生员工乃至家长、媒体、社会更多力量一起来监督，而不仅仅依赖上级机构的考核评审。
　　从校长个人来说，一定要转变思维，摒弃落后的家长制观念，转而以法治精神为管理学校的逻辑起点，校长只有时时带着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与虔诚之心，才能做到事事处处不失法度。要想法治，校长必得知法。身为校长，想要不失法度，就要熟悉各项法律法规和章程。孔子说智者不惑，当校长对法律法规了然于胸，自然就知道其中的利害和奥妙，做事、言论、决策，才不至于轻重不分，良莠不辨，等出了事再叹回天无力。在此基础上才是校长的自省自查与人格修炼。校长良好的个性品质就在于能够三省吾身，夕惕若厉，不断提醒自己拒绝诱惑，按章行事，以清醒的自我保护意识恪守本分，老实做人，踏实做事。
　　英国学者梅因指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说，传统学校和现代学校、传统校长和现代校长的区别，在于身份管理和契约管理的不同。依法治校，就是给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一个契约，使之达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如果校长都能以此为纲，以此为政，以此为人，那校长职业的所谓高危性，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