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为了娶陕北姑娘，和父亲决裂，22年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

　　作者：九谷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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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回忆起插队时的经历，孟祥旭感慨万千，虽然回到北京二十多年，可在他心里，陕北永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自己还是个陕北女婿。当年在陕北插队76年，23岁的时候不顾父亲在信中反对，义无反顾的选择娶了陕北婆姨，那个时候，已经和父亲决裂，孟祥旭甚至想过要在陕北生活一辈子，最终在陕北终老。
　　不过在1999年，已经结婚21年的孟祥旭，收到哥哥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病重，想见最后一面，并且特意嘱咐：一定要带着老婆孩子。
　　孟祥旭是个大孝子，虽然为了心爱的姑娘叛逆了一回，可这次他不敢，更不会连父亲最后一面都不见，此时的孟祥旭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收到大姐的电话后，孟祥旭简单收拾了一下，可当时翻遍了家里的柜子，连一家人的路费都凑不够，岳父冯四柱四处借钱，这才有了回北京的路费。
　　回到北京，孟祥旭见到了病弱的父亲，父子俩抱头痛哭，看到快三十年没见的儿子胡子拉碴，身后三个孩子也都长大了，父子俩聊了一晚上，特意立下遗嘱，让孟祥旭留在北京生活，并且还把自己住的房子给了孟祥旭，此后的孟祥旭，如愿回到了北京。
　　以下是来自孟祥旭的讲述：
　　我是在1971年的时候到陕北延川县水关村插队的，当时17岁，和早一些的知青没法比，他们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而我只有小学文化，在家里呆了几年，即使母亲不愿意让我去插队，可还是难逃这一关。
　　在我之前，大哥和二哥去了北大荒，好几年时间都没有见过他们回来，所以很担心插队生活，可没办法，最终还是去插队了。
　　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二十多个青年，最小的才15岁，叫贾广成，是我们一个院子的，我和贾广成、李钊、牛兴广等六人在水关村插队，当时的水关村虽然处在川地，全村人口不过300出头，那个时候的水关村很穷，因为耕地都在山上，而山沟里的坝地还不能耕种，因为是刚打的水坝，第一年种庄稼就被洪水淹没了，有了这次经验，大队长冯晓旭便阻止以后在坝地耕种。
　　可能是没有出过远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看到什么都是新奇的，到了水关村，大家并不觉得稀奇，因为在我们前面已经来过一批知青，只不过我们去之后，他们都被调到公社或者县里工作，只有郭世伟留在水关村当小学老师。
　　水关村沟壑纵横，我们去之后，依旧是春耕结束后，要去打水坝，当时水关村计划在全村47个沟渠打坝，因为没干过农活，当时干一天活下来，全身腰酸背痛，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
　　1972年的时候，我们住的窑洞在一场大雨之后塌方，好在是白天，大家都出去劳动了，所以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最后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了新的住处，是在村里最能干的一户人家，房东叫冯四柱，是队长冯晓旭的四叔，不过年纪和大队长相仿，只有四十岁。
　　冯四柱有个外号：冯四柱，气死牛！因为他曾一天时间内就开垦了三亩荒地，还成了公社的大红人，受过表彰，冯四柱这个人为人耿直，但做起事来却很认真，而且对自己的女儿冯艳妮非常疼爱。
　　那个时候的冯艳妮只有15岁，但个头挺高，声音很好听，扎着两条马尾辫，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让人看一眼就会被迷倒。
　　平时冯晓旭负责给我们几个知青做饭，而我们则是帮助冯晓旭家割牛草，挑水挑粪干一些杂活表示回报，可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很保守的，男女之间是不能单独在一起，偶尔见到冯艳妮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多看一眼，她看我的眼神也和看别人不一样，可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尚小，并不敢做太多的多余动作，生怕被人发现。
　　在水关村历练几年，我也长成了一个身高181公分的大小伙子，此时的冯艳妮也长大了，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冯艳妮都是一口回绝，不管对方条件多好，都是一样对待。
　　偶然的机会，我和冯艳妮搭上话，彼此之间也不再隐瞒，互相说了喜欢对方的话语，这段感情，就这样捅破纱窗，作为长兄的郭世伟更是把我们的爱情公之于众，其实也有公报私仇的心理，因为郭世伟也喜欢冯艳妮。
　　那个时候，冯四柱给我两个选择：一是娶冯艳妮，二是离开陕北，他会想办法把我调到公社，因为公社有冯四柱的亲戚。
　　对于冯四柱给我的选择，我肯定会娶冯艳妮，便写信给父亲，可父亲一心让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给我找一个工作，然后娶个北京姑娘，一向听话的我，决定叛逆一次，就这样在1977年的时候我和冯艳妮在水关村结婚了。
　　虽然结婚了，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日子在当时过的一塌糊涂，再者和父亲的关系也决裂，很长一段时间，都过得很压抑，所有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每天早出晚归的干农活，随着双胞胎儿子的出生，也就不再想回北京的事情了。
　　1981年的时候，妻子生了二胎，是个女儿，此时的我觉得自己该认命了，不该幻想回到北京，当时的水关村生活条件有好转，村里修了路，虽然是土路，但据文安驿公社只有8公里，比之前要节省一半时间。
　　日子一天天过着，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通过在延川、延长、清涧等几个县城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也算是村里的万元户，并且买了全村第一辆汽车，可父亲在这个时候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大哥二哥以及三姐写过很多次信件，我是只看不回，因为心里还怪罪父亲的固执。
　　到了1999年的时候，父亲倒下了，大哥打来电话，让我速回北京，因为父亲想见我最后一面，并且要求我带着妻儿，这个时候，我也于心不忍，可运气不好，这一年做生意赔光了所有，甚至连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两个儿子也都老大不小，心里发愁，好在岳父虽然年近八十，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四处借钱，凑够了一万块路费，我们一家人顺利的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直奔医院，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插着氧气，几十年没见，在此刻，所有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父亲看到我妻子和三个孩子很开心，还给了红包，那一晚，只有我们一家五口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聊了很多，说当时就是希望我把生活过好，想给我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没别的想法。
　　父亲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离世的，妈妈拿出爸爸立下的遗嘱，是把现如今爸妈住的房子留给了我，并且让我跟着大哥二哥一起做生意，我就这样留在了北京。
　　当然，岳父照顾我这么多年，再加上他年纪大了，基本上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回水关村，直到岳父去世。
　　如今儿女都成家立业，而我也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日子过的简简单单，毕竟年过花甲，也就不渴求太多人生的财富，只希望自己能健康的多活几天，不给儿女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