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品资源三大宗之一酒精

　　瘾品资源三大宗又分为酒精、烟草、咖啡因
　　越洋贸易大肆拓展，是近代史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一些原本只生长在某大陆或某半球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从此传播到外地，大大影响了人口结构与生态环境。例如有了马铃薯和玉米这类原产于美洲的粮食，欧洲和亚洲人口才得以迅速增加；天花和麻疹等欧洲传染病夺走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的性命，死亡人口则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填补。疾病的互传固然为欧洲带来好处，但通常都是意外造成的。植物的传播有时虽属意外（为长满外来植物的花园除过杂草的人都深通此理），但是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产品，及其加工技术的远播，却很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大麻、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
　　葡萄酒
　　选择性地栽种酿酒葡萄，即是全球贸易流通的一个例证。葡萄栽培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000至前4000年间，发源地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多山地区，也就是现今亚美尼亚境内。到了公元前15世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一带的商业葡萄酒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进入公元以后，酿酒业也盛行于地中海地区，所以《圣经》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数不下165次。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由于教义中谴责葡萄酒是撒旦制造的邪物，致使北非和中东地区不敢栽植葡萄，但中古时代欧洲饮酒和酿酒的风气依然盛行。
　　后来希腊的葡萄酒又随希腊正教一起传到了俄罗斯；据《基辅编年史》（TheKievanChroicle）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I）曾因俄罗斯老百姓嗜酒而反对伊斯兰信仰。葡萄酒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也是欧洲贵族偏好的饮料（平民百姓大多饮用自制麦酒或啤酒），更是肮脏饮水的安全替代品自有文明以来，水污染可能是危害人类健康最甚的因素，所以《圣经》上讲到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用酒而非水来为受伤的旅人清洗伤处，绝非巧合。葡萄的栽培也传入印度北部和中国，但两地喝葡萄酒的风气始终不如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
　　反应较轻、较慢的人偶尔还会小酌两杯，但反应快的人则容易引发急性酒精中毒，于是只好对酒敬而远之。虽然许多研究者对酒精潮红反应如何妨碍饮酒风气这件事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有些人认为它的确延缓了葡萄栽培业与其他酒精饮料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何况中国人也不太需要用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来取代污染的饮水，因为他们喝的是以沸水冲泡而成的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品种的葡萄株被成功移植到大西洋东边的一些岛屿，因此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所提到的加那利（Canary）指的是葡萄酒，而不是加那利群岛。
　　15世纪时，哥伦布曾在南美洲试栽葡萄，但没有成功，直到16世纪科尔特斯（Corte’s）率领西班牙人远征墨西哥后，欧洲品种的葡萄株才被成功引进墨西哥。墨西哥原产葡萄和所有美洲本土葡萄一样，都有颗粒小、果皮硬、果肉酸、口味差的特性，并不适合酿酒，科尔特斯移植的则是他父亲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Estremadura，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带来的品种，也是历经7000年人工选种得来的优良品种，果粒大、肉质软、甜度高、风味佳。15241556年间，酿酒葡萄向南传至秘鲁和智利，并且越过安第斯山脉进入阿根廷（由当地一位耶稣会教士引进）。后来传教士又于18世纪70年代将酿酒葡萄传入美国的加州北部，不到100年间，此地就成为世界重要产酒区之一，产品输出远及澳大利亚、中国、夏威夷、秘鲁、丹麦和英国。
　　1652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3个月的饮用水。后来英国人于19世纪接收了这块殖民地，并加速生产葡萄酒，目的是在取代法国进口酒。英国人也把葡萄栽培引进了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船只陆陆续续抵达这块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船上就载有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移植而来的葡萄株。起初试栽成果并不理想，因为流放于此的犯人都偏爱他们喝得比较习惯的啤酒和烈酒。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人又于1819年将酿酒葡萄带到了新西兰，此举也是欧洲殖民者与贸易商刻意将全世界植物混合种植的策略之一。
　　伦敦附近的克优花园（KewGardens）种植了许多异国植物，那些植物即可证明大英帝国当年是如何主导了改造大自然的戏码，并以皇家船舰作为植物发掘和传播的媒介。例如1789年时，邦帝号（Bounty）这艘船上的水手弗莱彻克里斯琴（FletcherChristian）因为无法忍受船长威廉布莱（WilliamBligh）而率众叛变，当时船上载有1000株准备运往西印度群岛的面包树，以便提供廉价粮食给奴隶吃。虽然克里斯琴将船长及货物一并扔到海上漂流，但坚忍不拔的布莱船长却保住了性命，并再度将面包树运送成功。
　　蒸馏烈酒
　　欧洲船只除了载运新植物，也运送新技术，蒸馏法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古代希腊、罗马人已懂得蒸馏技术，经过阿拉伯人的保存与改良之后，又于公元11世纪由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传入欧洲。15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出版讨论蒸馏技术的书籍，这项技术的相关知识于是得以传扬开来。
　　虽然蒸馏器可以萃取多种植物的精华，但是利用葡萄酒和其他发酵液体来制造烈酒，经济价值更高。容量加大的改良式铜制蒸馏器以及廉价原料（例如蔗糖和波罗的海谷物）的出现，又使得烈酒能够大量生产。
　　到了17世纪中叶，爱尔兰生产的蒸馏酒已远销俄罗斯，荷兰则是这项新兴产业的生产重镇。当时荷兰人已是葡萄酒贸易界的龙头老大，不但拥有效率优良的蒸馏设备，所占地理位置也有利于产品的输出。所以直到今日，烈酒名称依然沿用荷兰文，例如英文brandy（白兰地）是荷兰文brandewijn的简写，Gin（金酒）源于荷兰文genever（意指有杜松子味的谷制烈酒）。
　　17世纪的英国人将荷兰人视为烈酒业的竞争对手，因而创造出荷兰勇气（Dutchcourage，意即酒后胆）这个词。大量生产的烈酒是人们获得陶醉感和卡路里的廉价来源。近代初期欧洲人饮用的麦酒、啤酒、葡萄酒往往质量欠佳，容易走味，而白兰地和威士忌非但不会变味，反而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葡萄酒的味道，酒商通常会在其中添加白兰地，以加重或强化其酒精成分。蒸馏技术可使易于腐烂的农作物不易腐败，例如马铃薯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酿酒业采用的主要原料，采收后的马铃薯只能存放到下一个温暖生长季节来临前，但如果在蒸馏酒厂里（当时德意志帝国共有6000家这种酒厂）将之转化成酒精，就可以无限期保存，还能外销非洲赚取利润。
　　由于各种烈酒运送起来都比啤酒、葡萄酒来得便宜且容易，因此便成为殖民贸易的重要商品。新西兰原住民曾在举杯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时候说道：她是诸善之源，愿她带给我们大批火药、朗姆酒，更愿这两样东西力道都够强劲。欧洲人也把蒸馏器带到了殖民地。邦帝号叛变者之一威廉麦科伊（WilliamMcCoy）在遥远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Island，位于南太平洋）落脚后，就把他从船上抢救下来的一只铜锅改造成蒸馏器，结果自作自受，竟因为喝醉酒而坠崖身亡。
　　在太平洋中部岛屿波纳佩（Ponape）海边流浪的欧洲人知道，他们无法仰赖过往的船只供应解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便将椰子汁发酵（他们不久即将这门技术传授给岛民），然后送进蒸馏器，以确保能不断供应烈酒。殖民地的原住民学会蒸馏技术后，很快就懂得调整配方来迎合自己的口味，有些毛利人就在自酿酒里添加烟草和人尿。
　　不过，最普遍的做法是将进口酒与土产酒混合，至少农业社会是这么做的。19世纪40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只要在饮酒风气盛极一时的地方，都可听到类似的牢骚。
　　蒸馏烈酒与高酒精成分葡萄酒的大量生产，则使欧洲本地与欧洲以外的社会出现更为恶化的醉酒与酗酒趋势。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只是不知原因何在。发酵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除了北极居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以外，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在尝到蒸馏技术制造出来的烈酒以前，至少都喝得到一种酒精饮料，例如椰子酒、蜂蜜酒、玉米或大麦酿造的啤酒，以及发酵奶。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14）和啤酒（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
　　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Christian）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烈酒对某些传统社会的危害较其他社会为烈，例如以狩猎采集维生的民族受害的程度，就比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来得严重，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受到团体的约束。喜欢饮酒作乐的北欧人与东欧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后裔，问题也比南欧人多，前者嗜饮谷物酿造的烈酒，后者则是偏好葡萄酒，而且习惯饱腹饮用，酒量也很适中。另外，穷人消耗的金酒则比中产阶级来得多。
　　总而言之，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都会左右酗酒问题的普及程度。不过，戴维克里斯蒂安的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普通瘾品一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效力大增以后，就难免导致更严重的滥用现象，这也是瘾品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重要问题。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关系，正如鸦片与吗啡、古柯叶与可卡因、烟草丝与现代香烟的关系，而瘾品发展史也与武器竞赛史十分雷同，科技不断推陈出新，亦使人类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