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治官，乱世治民

　　纵观我国历史长河，治官和治民始终是摆在一个国家面前的两道必答题。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度又如何把握，因时因势又该作何转换，执政者每天都在思考这么几个问题。
　　一、古代盛世严于治官，宽以待民
　　治官即吏治，古代最高统治着最为焦心的就是吏治。因天下承平已久，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有的官员已经名利双收，认为可以不再像打江山时期那样战战兢兢，从而破坏国法有之，阳奉阴违有之，贪污贿赂有之，败坏风俗有之。这种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就会意识到，吏治不刷，盛世难久。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官员的品德质量极为重视。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除了选好官，完备的监察制度也是唐朝从严治官的核心制度。御史台负责检查并检举从庸官懒政到贪污腐败等所有违纪违法问题。而问题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御史长都可以直接发起弹劾，不必上报当地长官。正是从严选官治官，使唐朝从初建时的百废待兴，迅速呈现贞观之治。
　　除了从严治官，宽以待民也是盛世显著特征之一。汉初，因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十三年，又全免田租。赋也由之前每年120钱减至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二年，又把秦时17岁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宽以待民，与民休息，遂即出现了文景之治。
　　二、古代乱世忙于治民，宽于待官
　　清朝著名思想家唐甄认为，普通百姓是好管理的，他们要求不高，粗茶淡饭，能够温饱，布衣遮体，避其所苦，就十分满足了。然而每到朝代末期，或因极力压迫，民生凋敝，百姓怨声载道，或因官员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统治者往往陷入忙于治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秦二世即位后，从各地征调几十万囚犯和民夫修建秦始皇陵墓。秦始皇陵还未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时年全国人口不过两千万，前后被征用各种劳役竟达两三百万人，且不论妇儿。陈胜吴广起义，秦军费劲周折镇压，陈虽兵败，但也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同时，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勒索百姓的现象选择性失明。农民不堪重负，于金田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与清廷对抗长达14年之久。甲午战争后，清廷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忙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气数已尽。
　　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我们应从古代的治官和治民中寻找启发。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2012年，《中国青年报》刊文难治者非民也，难治者官也；2013年，《环球时报》评论治中国之难，难在治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管住公款吃喝开始，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的人和事，坚持打虎拍蝇猎狐，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一体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同时，将治官和为民有机结合，从最广大人民群众身边的事入手，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优化营商环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等专项工作中，查处了一批阳奉阴违权力寻租黑恶势力保护伞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腐官、懒官、庸官，清扫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道路上的中梗阻和绊脚石，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取得了良好的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