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早年虽对清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感到不满,但仍然是个封建专制和伦理关系的拥护者,并无什么民主的意识和要求。因向太平军献策逃亡香港后,思想转变较快。 王韬很重视经济问题,他认为富强即治之本,而富尤其是强的基础。他针对清政府的抑商政策,明确提出侍商为国本的口号,彻底推翻了重本抑末的传统封建教条。在他写的兴利论文中,列举了兴利的各个方面,包括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造、造轮船、兴筑轮车铁路等,都是关于建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问题。 他驳斥一些顽固派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以供中国之用,又何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恤,泄水潦,备干旱,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王韬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只有学习西方恃商为国本,中国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