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投机倒把

　　在我们小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经济上是计划经济，不管买什么东西，差不多都要凭票；社会是严格的编户齐民，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家里来一个外人，要立即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就会被周围的群众举报，公安局知道了就会把来人当做盲流收容了。
　　在这种生活背景下，我们平时在街上见到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马路上左邻右舍的熟人，差不多每家每户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所以，只要在路上出现一个陌生的面孔，大家立即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见到的生面孔几乎都是从农村跑到城里讨生活的人。
　　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搞所谓投机倒把的。说白了，就是私自把农副产品卖到城里。另一类则是乞丐。因为这两类人都不是受政府保护的对象，而且还是要被重点打击的对象，所以一个个全都鬼鬼祟祟的。至少，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看来，他们都不像是好人。
　　不过呢，人最诚实的地方是嘴和肚子。尽管那些搞投机倒把的乡下人是非法进城，但是他们手里的东西着实让人喜欢，所以大家对这些人不仅不会去举报，相反地有时还会照顾他们的生意，并且有意识地保护他们。
　　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带进城里来卖的东西最多的有如下几种农产品，最多的是鸡蛋。因为那时候鸡蛋要凭副食本买，每户每月供应不了一两斤，所以家里很少有鸡蛋。有的人家有关系，敢在家里养鸡，这样就能生下几个鸡蛋，成为邻居们羡慕的对象。我家也跟风养过鸡，但一来爸爸不会挑选鸡苗，结果抓了两只雏鸡长大了都是公鸡，喂了一通只能杀掉吃了；二来街道发现居民中兴起养鸡热，立即组织对养鸡行为进行整治，结果各家都不让养了，只有我们隔壁的居委会主任家里还养着两只母鸡，邻居们敢怒而不敢言。不过后来不知道是谁又把居委会主任给告了，最后她家也把鸡杀掉了。
　　由于鸡蛋是个稀罕物，所以农村人进城换鸡蛋的最多。每次这些人来都不吆喝，只是挎着一个竹篮在路边慢慢地走，竹篮上盖着一块布，马路上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很快就会在他们身边凑上几个人，买卖双方都不声不响地用近乎耳语的方式讨价还价，然后迅速成交后各自散去。
　　除了鸡蛋之外，另外两种广受欢迎的东西是花生和葵花籽。因为这两样东西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凭副食本到商店里按照定量买到一点，过完了年就吃光了。如果想吃，那就要来年再见了。所以，这两样东西一进城，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会异常兴奋，一定要磨着父母换一点解馋。
　　忘了说了，这些从农村来的投机倒把分子一个个都鬼精鬼精的，他们换鸡蛋也好，换花生瓜子也好，都不要钱，而是要粮票。因为在那个时候粮票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家里有钱但缺粮，比如像我们家里我和哥哥两个男孩子饭量都很大，加上那时候缺油少肉的，所以吃粮食特别多，我自己一顿就能吃两大碗高粱米饭，弄得家里每个月底都要去大爷家里借粮。缺粮的现象不仅是城市里有，农村也一样。这样一来，粮票就变得很值钱。特别是全国粮票，不光可以用来买粮，而且每斤粮票中还包含一定数量的买油额度，所以更加值钱。家里的全国粮票都要想方设法攒着，以备不时之需。顺便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粮食放开供应，但我是过苦日子过怕了，家里的粮证什么的都扔了，可是一堆全国粮票却一张没有扔，直到今天仍然在柜子里放着，如今也成了古董了。
　　那时候，这些换花生瓜子的农民都非常有经验，他们由于怕被抓住，所以和我们这些小孩子进行交易的时候都早有准备，花生都事先用报纸包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包，而瓜子是用一个小酒杯装。这种非常迅速，全程基本上没有什么话，就问要花生还是瓜子，然后看孩子们递上来的粮票，根据粮票的面额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交易，如果是花生，就是一两粮票一小包；如果是瓜子，就是一两粮票两酒杯。
　　那时候，家里的粮票都被父母锁在柜子里的铁盒中，我们根本搞不到手，每次看见远远的有小孩在路边围住一个陌生人，我们就知道有换花生瓜子的来了，于是便飞跑到家死磨硬缠地要一两粮票，然后换回两酒杯瓜子，兄弟姐妹们分了解馋。我们不舍得换花生，因为一两粮票的花生没有几颗，根本不够解馋的，而瓜子有两酒杯，每人还能多分几颗。
　　每次分到瓜子，我们都揣进口袋里舍不得吃，嗑下一个瓜子仁都要在嘴里咂摸半天。因为我们知道，父母给我们一两粮票去换瓜子那是下了好大的决心，这样的幸福时刻一年也不可能有几回。
　　对了，那时候我们向阳院里的青少年红哨兵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政府抓投机倒把分子，不过我们的觉悟都比馋虫子低，一见到换花生瓜子的投机倒把分子，早就把革命任务抛到九霄云外，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回家要粮票。
　　毕竟，口腹之欲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