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互联网垄断教培的整治，正是美国几十年前该做而没做成的

　　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现实而大胆的选择：与其通过押注金融市场来生存，不如生产一些东西。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充满工程师的国家，而不是金融工程师的国家；想要电脑芯片，而不是巧克力片；想要创新，而不是金融业的称王称霸。
　　北京还希望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而不是创建一个渐进式证书主义的山寨产业。校外教培产业往往产生一个自我循环的上层阶级，有利于在资金和文凭方面都很富有的人，但很少提供真正的奖学金，帮助那些有才能而家境贫困的人。
　　不用说，这些都不是对中国最近就金融科技、互联网垄断和私立教培公司整治的传统解读。以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Roach）为例，他最近抨击北京的行动是经济的转折点。他接着哀叹，中国运用严厉的监管手段，扼杀了最具经济活力的行业的商业模式和融资能力。
　　俗话说，你可以把男孩从摩根士丹利带走，但你不能从一个男孩身上带出摩根士丹利。罗奇仍然保留着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偏见，那也是美国的国家偏见，认为股市仍然是美国经验的最终仲裁者。事实上，如果人们通过股市指标来评估美国的创业精神，那么这将表明美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正如经济学家大卫戈德曼（DavidGoldman）所指出的，2010年，五大科技公司仅占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的11。然而到了今天，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10家公司持有指数成员所有现金余额的五分之二，除了一家之外，其余都是科技巨头。。。。。。标普（SP）前三大现金持有者微软、苹果和谷歌持有指数公司持有的现金的五分之一。
　　但正如高盛公司所观察到的，这些公司的利润越来越成为寡头垄断租金的产物，而不是产品创新的产物：苹果现金流充裕，自2012年以来已回购了3270亿美元的股票。这解释了为什么其股价在过去六年中上涨了82，虽然其营业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苹果的行为远非将现金用于生产性研发投资，而是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中国政府正寻求避免的那种情况，即企业把现金流用于股票回购，而不是投资于国家设施，以提高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和就业能力。
　　多少次，我们发现自己在电梯里，在飞机候机楼或家里，看着屏幕上的股票数量呼啸而过，人们担心是否会因为苹果股价5的波动而使美国经济解体？我们是如何就GameStop股票波动而喋喋不休，当成全部的经济话题而争论不休，却不知这对于生活在美国的3。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在努力维持维持着别样的经济上的安全？
　　美国禁止在本国网络中使用中国5G设备，但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不再有美国电信设备公司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毕竟，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最大的两家电信设备制造商是美国公司：西电（WesternElectric）和ITT。但现在呢？你到哪里寻找美国的电信商？在制造业日益无足为重的背景下，中国媒体谴责电脑游戏为精神毒品，就认为中国正走在经济灭亡的道路上，这真的公平吗？
　　中国媒体对电脑游戏的严厉谴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悲惨历史与鸦片成瘾有关。但是，难道你看不到，中国政府向最大的游戏公司腾讯施压，要求其宣布新的限制措施，将12岁以下儿童的游戏时间限制在每天1小时、节假日期间每天2小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几十年前，美国就迷失了方向。当我们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时，我们只强调公司利润，把社区因素和员工福祉统统忘掉了。这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股东理论奠定了基础：股东作为所有者和主要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最大的回报。
　　但是，尽管把企业决策、股价波动、创新和生产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具有吸引力，那仅仅是表象。这一理论的推崇者，包括弗里德曼本人，从未花心思去展示这些结果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事实上，美国的历史经验是糟糕透顶的。
　　以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为例，它们曾经是美国资本主义成功的代言人。今天，他们只拥有他们昔日荣耀的外壳。波音公司拥有的Max8737飞机和787梦幻客机，已经成为飞机失事和劣质工程的代名词；通用电气（GE）曾是制造业繁荣和创新的代名词，现在却因成为庞氏骗局而蒙受耻辱，发出危险信号。
　　这两家名声显赫的公司现在都专注于金融工程，而不是制造业，其中大部分制造业已经出售，或者外包给中国。这样做，反映了一种价值取向，就是金融业在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其高度是由一层接一层的债务累积而成。这意味着GDP中的最大份额，都流到金融系统，追逐利息而不是利润，制造业成为被经济忽视的婢女。
　　与美国不同，中国则越来越重视真正的创新，把各种公司作为更广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的战略组成部分，来促进国家发展。政府一直努力保护和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并且以混合模式来提高资源配置。但是在西方，由于政府没法挑选赢家和输家，没法进行产业整合，于是中国便创造出华为这样的世界性企业。
　　美国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导致曾经世界级创新者的公司空心化，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本也相应下降，因为高技能工作被外包出去。这是不是对西方经济思想的莫大的讽刺呢？
　　中美不同的经济战略取向，是了解中国最近对互联网巨头、校外教培机构进行整治的大背景。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等人错误地把北京的整治行动，描述为出于政治动机而攻击大型科技巨头，比如对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Alibaba）加强监管。但更真实的原因是，马云试图把科技公司转化成银行，同时还要试图规避银行业的监管，从而实现监管套利。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和顺丰控股进行罚款，虽受到争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公司之所以被监管，是因为具有垄断性行为，而被罚款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这听起来像是我们在美国习惯的那些东西，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谷歌、脸书、微软也曾吞噬了较小的竞争对手，开始扼杀竞争，开始有意压制竞争创新。如今，北京似乎比美国人更相信市场竞争。对垄断性行业进行监管和罚款，是为了保护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避免重蹈美国科技巨头扼杀创新的覆辙。
　　同样，对私立的校外教培公司的整治，应该被看作是为了遏制证书军备竞赛的一种尝试。这在美国也一样。对学而思教育集团和高图集团等填鸭式工厂化倾向的整治，并不是对教育的攻击，而是为了遏制毫无价值可言的文凭供给浪费了家长的钱，而所学内容到企业毫无用场。
　　在美国，当前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不是企业家，不是创新者，而是那些将财富归功于操纵市场或政府补贴的寄生虫。这些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人们已经深刻地怀疑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没有能力实现其经济繁荣的承诺。
　　这正是中国试图避免的。股市投资者可能并不高兴，但北京方面目前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要破坏消费者信心，相反，可能产生的效果恰恰是刺激消费。
　　正如中国基金经理袁玉伟（YuanYuwei）所言，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是三座大山，让中国家庭窒息，并排挤了他们的消费。袁接着将这些新的措施描述为，我多年来看到的最有力的改革，也可能是最民粹主义的改革。它以最富有的精英群体为代价，来造福于大众。
　　与美联储（FederalReserve）不同，北京将社会凝聚力置于金融家、债券商狭隘的利益之上。于是出现这样一种差别：美联储对金融泡沫的容忍度在日益增加，对金融泡沫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深刻的系统性脆弱抱着侥幸心理；而中国则在金融称霸前予以制约。要是美国决策者在过去几十年里，表现出中国人这样的远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