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是百废待兴,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国内的经济也是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面貌。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诈骗事件。 那时的技术手段虽然不够成熟,但是想要实施诈骗,还是有方可循。只不过令人气愤的是,这起诈骗案不仅数额巨高,还牵扯到了周总理。 报案电话 1960年3月27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接到了一起报案电话,总理办公室一个化名为赵全一的骗子,伪造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骗取了整整20万元现金。 而受骗者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副部长杨奇清在感叹骗子胆大包天的同时,也在好奇案件的始末。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起诈骗案,金额还如此之高。 20万元对于当时社会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巨款,这个罪犯可真是嚣张无比。 当时的背景下,因为经济一时恢复较为困难,国家统筹经济大权,很多要根据主席和总理的批示来拨款办事,这个诈骗犯明显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骗取国家财产。 伪造的信件 事情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多,这一天,在北京西交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个身穿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走进了行长秘书室。 这名男子说,自己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急件。年轻的秘书接过急件,只见信封是国务院特有信封,上面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 一行醒目的文字,她立即送到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的办公室,王局长拆开急件,神色马上开始紧张起来。 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能下班,因为在他面前的急件是一封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怠慢。 周总理的话就是命令,一切都要以总理的指示为准。我们不能过于苛责王局长的职责疏忽,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信件和签名都伪造的如此逼真,的确很难让人产生怀疑。 一封公函,还有周总理的亲笔签字,后公函经公开,内容大致如下:今晚九时一场讲经活动举办,届时将有来自中外的摄影记者拍摄纪录片,需要拨经费20万元用来修缮寺庙。可否,请批示。 文件上有周总理的批示和签字,还有特别批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信件如此逼真,条理清晰,事件明晰,当时的技术条件中国的确没办法用技术仔细鉴定笔记和信封的真伪,就连特别批注都描写得恰到好处,可见诈骗犯思虑周全程度之高。 北京民族饭店 看着这熟悉的签名,王局长对于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了一丝疑惑,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心头不由得一紧,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了,时间紧迫。 20万元,还有明确的具体要求,但是还是对程序有些怀疑,就在王局长怀疑的时候,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问是否收到办事的公函,如果收到就抓紧办。 收到电话后,王局长的疑虑便瞬间消失了,毕竟这笔款项打包实施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没来得及多想,便开始安排工作,准备打包。 他立即催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的员工们实施工作,将20万元现金准备好后打包装到两个麻袋里。 装完后,王局长让员工将两麻袋现金火速送往北京民族饭店,两大麻袋的钱送到民族饭店时,正好是七点整。 银行人员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个时候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子。 这个人身穿青色中山装黑色裤子,走进服务台说,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我就是赵全一,款子带来了吗。 看到赵全一,银行工作人员如释重负,幸好没误事,赵全一从兜里拿出一张收条,递给他们。 银行工作人员接过一看发现是一张便条上面没有加盖任何公章。仅凭这样一张简单的条子,银行人员是不可能办理交接手续的。 于是银行工作人员要求确定赵全一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 没想到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一封介绍信,介绍信内容大致是介绍赵全一是西藏工委的一名同志,来取20万元。 介绍信还加盖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章。有介绍信,有专用章,银行的同志顿时安心了下来,将这一笔巨款交给了所谓的赵全一。 然而,这笔巨款并没有出现在所谓的讲经会上。而是随着这个叫赵全一的人,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国家财政本就入不敷出,加之遇到灾难频发的年代,20万元说没就没,还是被人骗走的,周总理心中难免十分气愤。但茫茫人海,找到犯罪分子又谈何容易。 案件侦破 1960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早早来到办公室,致电总理办公室的询问巨款支出是否已经到位并且使用,这笔巨款改如何下账。 接电话的是总理秘书,秘书一听便知道事情不对劲,回答道,总理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批示,也没有介绍赵全一这个人。 曹菊如听后大吃一惊,可以想象的到他的额头一定立时已出现汗水。他万万没有想到,怎么会有人这么胆大包天,竟然敢做出这等事情。 标准信封、公函大字、亲笔签名、介绍信、公章,一切都看起来如此真实,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事情逐渐明晰,这是一笔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火速报案。 周总理得知此事震怒,马上命令彻查此事,要求十天破案,将这一猖狂的诈骗犯绳之以法。 然而几天下来,公安调查一直一无所获。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笔记鉴定的人员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们仔细观察了那张收条上的字迹,发现收条中的币字,写的十分怪异。 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一个巾,当时公安局副局长杨奇清就判断应该是一个懂财会的人。 接着他们又将便条纸张拿去检验,发现这种纸是外贸部专用,于是开始对外贸部展开调查。 调查途中,调查人员发现一份档案中出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而这个档案的所有人,就是一个叫王倬的人,调查组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王倬。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商业资本如此匮乏,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来窃取高达20万元的国家资产,面对这一情况,公安不得不抓紧时间破案,找到失窃的钱财。 焚烧纸币 就在确定了搜索范围后,公安人员准备即日实施抓捕,然而就在这时,王倬住的街道有人发现一股黑烟,还有浓烈的焦油味道。 公安人员不由得猜测,是王倬在焚烧纸币。原来王倬因为自己诈骗的钱财太多,但是又心虚无比,不敢拿出去花,所以决定烧毁证据。 国家财产珍贵无比,如果烧毁了可是会毁掉一大笔建设国家的经济支撑。事不宜迟,为防止其烧毁国家财产,公安人员立即派出队伍对王倬实施抓捕。 抓捕没有出现意外情况,王倬因为骗取巨款心虚不敢花,竟然决定烧毁这20万元,警察还在院子里发现了被埋在地下的十九万余元,至此,这一巨额诈骗案侦查告破。 1960年7月末,犯罪嫌疑人王倬被处以死刑。 这起大案告破之后,总理对于财政支出有了深切的关注,提醒各机关注意必须负责清查,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 总要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突发事件要处理,就要仔细认真地查,一定要负责到底。 诈骗无处不在,不论是旧社会还是新中国成立还是我们这个时代,诈骗犯罪都层出不穷,但是敢骗国家钱的人,还是这么一笔天大的巨款,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20万,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大概30块,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也就10块。 在1960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20万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20万元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许这20万经费就可以建设国家军队,发展国家经济,让无数的人吃上饭,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被人骗走了。 王倬以为得天衣无缝,最终还是落入了公安的法网。所以说,胆子再大,作案手法再万无一失,最后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