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先生的一部诗歌论集。收录了梁宗岱先生关于歌德、瓦雷里、兰波等大诗人的研究文章十多篇,反映了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主要内容
自从柏拉图以诗乃神灵附身,以文艺是否揭示真理作为衡量诗歌与悲剧的尺度,而亚里士多德却以文学乃制作之物,且服从于自身的美的规律,为西方文学思想确立两个不同的渊源以来,后世的文学理论就一直陷于诗与真,还是诗与美的论战之中。
站在前者立场上的人们认为,诗,以及广义上的艺术,是或者应是真理的揭示者,无论你将这个真理解为万物之本源或理式,还是超验之维(神启之真),命题与现实的符合,抑或解蔽(敞开)。
站在后者立场上的人们则认为,诗及其他文学作品,都是人类的制作之物,因而可以探究其制作之规律,研求其美妙之奥秘,而不管这种美被理解为事物各部分之和谐,还是外物形式与吾人心灵之契合,抑或心灵诸官能之协和、调适。
再宽泛一点讲,前一派认为伟大的文学必须从真理那里找到合法性,好的艺术品必须能够揭示出真理(不管是自然真理还是神启真理),否则,再美的作品也是谬误的伪装,只能成为满足人们低级的感官享受或粉饰太平的虚伪之作。后一派则认为文艺作品的“存在理由”不假外求,只缘自它本身的美。它是美的,而美令我们愉悦,这就够了。
人们通常(有时候是不确切地)将前一派称为文学的工具论者;称后一派为文学的自主论者。
柏拉图著名的《伊安篇》提出了诗人不是凭技艺而是灵感(具体地说是神灵附体)进行创作的理论。柏拉图的逻辑是,既然诗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专门家,例如,他不是一个驾车能手(大前提);而现在他居然能活灵活现地描写驾车的场景(小前提),所以,他不是凭专门技艺,而是凭灵感来写诗的(结论)。这个逻辑当然非常奇怪,因为他在专门技艺与灵感之间设置了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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