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消费滑坡的居民债务驱动力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26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1，增速不仅创出了本年度以来的最低月度记录，同时创下过去10年来的历史新低。从全年走势看，在3月份创出了10。1的年度高点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上呈现逐月下滑趋势，而且消费曲线下摆的斜率越来越陡峭。
　　决定居民消费支出能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即期与动态收入水平。统计数据表明，除个别年份外，最近10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12年之后，年均增幅跌至只有6。5。更为重要的是，过去10年中除极少数年份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幅全部跑输GDP增幅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对比发现，从20072017年，GDP年均增幅为9。63，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16。15，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为8。88；另外，过往10年中GDP实现了210的增长，财政收入整体增幅也达到了236，但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4。在生活必需品已经较为充足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递减不仅会削减存量消费品的改善性需求，而且也必然自动抑制与约束升级性的增量消费。同时，无论是居民收入习惯性跑输GDP，还是长期性落后于财政收入增幅，都说明可以支撑居民消费扩张的基础并不厚实，且在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导致国民收入增长同步放慢的前提下，居民消费的边际增长幅度也会逐渐递减，最终反映出的消费增幅也就越来越小。
　　不错，论自身绝对拥有量，如今中国居民收入远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拟，而且改革开放40年来年年持续的正向增幅也在不断强化居民的收入获得感，实践中也刺激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浪潮，并造就了目前消费占GDP权重近80的闪亮格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恰好是民众生存与生活成本上升与叠加最迅速的时期，首当其冲的就是不断飙涨的城市房价构成了对居民收入的巨大虹吸效应，而且居民收入的增幅远远落后于房价的升幅，同时过去10年房价涨得最快的时期又恰是居民收入增幅逐年滑落的时段，这样，无论是居民收入的存量部分还是增量部分，最终全部或者绝大部分都转化为了耐以栖身的房屋地产，从而客观上对消费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挤出效应。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收入完全不能覆盖房地产购买支出，于是在房价上涨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走上了加杠杆的负债买房之路。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10年前金融机构的住户贷款余额是5。07万亿，10后同样的数据却放大为40。5万亿，而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除40。5万亿的银行贷款外，应当还有4。5万亿的公积金贷款、4。5万亿的民间借贷与亲友借贷，因此，中国家庭因房地产负债的总额应为50万亿元，占到了M2（广义货币量）的29。7，这也就是说，我国高达168万亿的M2中有近三成被居民以房地产的债务借入形式所吸收。
　　受到房地产负债的强力驱动，我国城市居民的负债率（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与杠杆率（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双双出现大幅度跃升。综合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的统计数据发现，10年前中国家庭的负债率仅为19，但如今却上升到了50，跳涨178；同样，10前中国家庭杠杆率仅为27，而如今却上升到了114，飙升322。值得注意的，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而且隐藏中的民间借贷也并未计入，因此，目前我国家庭实际负债率与杠杆率可能还要高。另据西南财大的分析报告，10前中国有负债的家庭不到3成，而现在10个家庭中就有6个家庭存在负债，并且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属于高债务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其中工薪家庭占到11。3，非工薪家庭为20。2。如此高比例和大面积负债群体，对于消费而言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掣肘因素。
　　一方面，居民高负债削弱民众即期消费能力。按照需求端的一般经济学原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家庭部门债务负担的快速与持续增加，家庭需要将更多收入用于偿还负债，由此必然限制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空间，进而抑制总需求扩张。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分析报告，债务收入比为1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5；债务收入比超过4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7。照目前看来，我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为了高债务家庭，消费所受到影响就必然客观地呈现出来。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度达到23，但随后的10年却逐年降低，直至一路下滑至目前的8。1，并且改写了连续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居民高负债势必弱化民众消费预期。综合来看，决定未来消费潜力与走势除了居民收入外，还有家庭储蓄率以及建立在前二者基础之上的消费预期。央行统计数据显示，自1979年至2018年这3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从未跌破9，但至2018年8月，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3，创40年来最低。与存款增速的整体下滑相比，居民存款增速下滑更严重。从2008年到2018年，短短10年间，居民部门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7左右，且这种下行趋势可能还将继续。另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报告》，目前储蓄最多的10家庭占据全部储蓄金额的75；另外35的家庭被称之为储蓄较多，他们占全部储蓄金额的25；最后55的家庭储蓄是则几乎为零。看得出，目前国内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银行无存款。不难想象，在家庭储蓄可能继续向下的情况下，消费所能够配给到的后续能量将非常有限。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居民可以继续举债消费，但必须正视的是，家庭举债的增加不仅不会撑大消费，反而会抑制消费，因为在信用透支的情形下，居民举债的空间将越来越窄，增量消费半径势必会受到客观性钳制。
　　必须明确，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上升为最为重要的角色。动态来看，投资尽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着不小的补短板空间，但由于货币政策稳健与中性导向，投资可以获得的流动性支持也比较有限；出口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盛行，我国的顺差收入规模不可能继续扩张，甚至会转入日渐递减的态势。正是如此，经济增长的后续动能营造任务更多地转移到了消费身上，而对于消费持续滑坡的现象，我们自然需要引起高度戒备，并从政策创新供给的角度给予充分的赋能。一方面，要确保居民收入的稳定与连续地增长，可以考虑建立居民收入指标与GDP和财政收入指标同向、同频与同幅共振机制，并以收入的年度性常态调整机制替代收入的阶段性周期调整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战略定力持久性管控房价，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房价出现阶段性小幅回調而放松政策的抑制力度，在此基础上加快出台《房地产税法》，形成对房价调控的规范性与制度性约束，决不允许房价出现新的上涨而再度吞噬与侵蚀居民的财富收入；此外，要加快供给侧的创新进程，以产品的迭代升级主动迎合与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尤其要通过在服务消费领域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创造出充分活跃的消费升级量能，并实现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最后，要建构出居民负债状况的预警与规控机制，确保金融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均衡匹配，维系消费增长的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