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才顾维钧的出道史（一）

　　顾维钧
　　海外华人史家何炳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于1945年底在美国留学期间入住哥伦比亚大学那座知名的研究生大楼时，心情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这个楼的十四层高度（作为宿舍楼，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而是一进门就看见楼底橱窗内陈列着校友顾维钧博士的一个纪念银盾，上面说明是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在1910年的辩论比赛中，哥大获胜，其辩论组的领队即为顾维钧。何先生看到后，极为兴奋，当即决定在这里进午餐，并点了一份最贵的菜，以向多年前的师兄表示致敬。
　　顾维钧是个大才子，张学良曾这样评价他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张少帅又补充了一句：他就是不卖力气。他要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
　　张少帅哪里明白，真才子大都是不需要卖力气的，卖力气的那就不是天才而是人才。顾维钧这个人，当时应该算是罕有的才子，所以他不卖力气。
　　顾维钧，字少川，上海嘉定人，其父顾晴川曾入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因其精于商业与洋务，后来出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顾维钧出生在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半传统半现代的家庭，他先读的旧私塾，10岁后入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不久又进入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1904年，15岁的顾维钧在施肇基的陪同下与江苏官费生一行7人前往美国留学（顾系自费留美），他先在库克学院适应了一年，随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1905年底，当清廷派出的宪政考察团访问纽约时（施肇基也是成员之一），顾维钧还曾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前去欢迎。
　　学生时代的顾维钧是个活跃分子，读书对他来说似乎从不是问题，因为他从小就认为学习既是学习，也是娱乐，因而他有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讲、辩论甚至戏剧；后来，顾维钧还担任了校内刊物《旁观者》、《哥伦比亚人》的编辑及《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大三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并当上了其中的一名委员，这对于一个外国学生而言，应该说是极不容易了。
　　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却在个人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原因是他的父母在他12岁的时候便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在他18岁后，父母便不断写信来催促他回国完婚，因为按当时的风俗，女孩子超过了18岁仍未结婚显然是不合适的。顾维钧并不想接受这门婚姻，但他的大哥也写信来劝他回国一次，因为父亲与对方是多年的世交，想要废除这个婚约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父母已经为此感到焦虑而难过，他劝顾维钧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思，至少也应该亲自回来一趟，好好商量一下。
　　当时的人尚未开化，传统观念很重，退婚之事非同小可，加上他们对海外求学又多有误解，往往看不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一旦有人反对这种盲婚，乡民往往谣传彼等在国外已经被巫医割去睾丸制药，以至于丧失性机能而被迫退婚云云。由此可以推论，顾君也难免有割丸之讥。顾维钧接到大哥的信后也意识到事情重大，他只好答应回国商议此事，但他刚一到家，他的父母立刻暗示要给两人完婚，顾维钧为此还与父亲争吵了一次，结果父亲一怒之下竟然宣布绝食，除非儿子肯答应这门婚事。在大哥的苦苦劝导之下，顾维钧被迫让步，只得答应完婚。父亲听到后，立刻不绝食了，并吩咐马上举行婚礼。
　　顾维钧不情不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洞房之夜，他竟然拒绝与新娘同房，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晚上，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在父母的压力之下，顾维钧最终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却宁可睡在躺椅上也不与新娘子同床。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当顾维钧提出要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时候，父亲说可以，但前提是带上自己的新娘子。顾维钧把新娘子带回了美国，但他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或者朋友来看待，在他回到纽约后，新娘子被送到费城去接受教育。3年后，顾维钧和这位女子签订了离婚协议，结束了这段莫名其妙而且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婚姻。
　　1908年11月，就在顾维钧回到美国不久，袁世凯集团的主要干将之一唐绍仪作为特使前来美国访问，顾维钧作为中国学生代表接待了唐使团，这给唐绍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唐绍仪这次访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他刚到美国不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便先后离世，在失去了庇护者之后，清末权势最显赫的袁世凯集团也陷入了危机。1911年，就在顾维钧与第一任名义妻子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清廷也开始了覆亡的倒计时。这一年，也是顾维钧最忙碌的一年，因为他要准备自己的博士考试答辩。
　　顾维钧的导师是穆尔教授，其精于国际法和外交，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的古德诺教授也是顾维钧的老师之一。古德诺在袁世凯称帝期间发表一篇《共和君主论》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与中国发生关系，恐怕是顾维钧在其中牵线搭桥所致。就是顾维钧准备博士答辩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公馆突然给他转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邀请他前去担任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在看完电报后又惊又喜，但他考虑几分钟后说，他现在正忙于自己的论文答辩，他希望能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效劳。大使对顾维钧的拒绝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电报的口气十分肯定，回国后是肯定录用的。
　　顾维钧找到自己的导师穆尔，穆尔得知自己的得意门生拒绝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后十分生气，他把顾维钧教训了一顿，说你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是准备回国担任公职，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如今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进入政府并参加一个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轻易拒绝呢？他告诫顾维钧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弃了，而且必须要先跟他谈谈。一周后，使馆再次找到顾维钧，并将总统府的来电转给了他，电文中要求顾维钧不要拒绝这个邀请，因为这是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亲自举荐的。顾维钧拿着电文去见穆尔教授，穆尔十分高兴，并答应以顾维钧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前四章作为正式论文提交，并为他提前安排答辩。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在得知自己的弟子即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后，都十分高兴并为顾维钧的答辩大开绿灯，一切从简。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学生能够进入民国的新政府，不仅仅是顾维钧一个人的光荣，也是哥大的骄傲，并必将加强哥大与中国甚至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在顾维钧稍后的一段时期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也是名人辈出，其中便有蒋廷黻、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张伯苓、蒋梦麟、侯德榜、马寅初、张奚若等极具知名度的人物，这显然是哥大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