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

　　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读书报刊载的《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中，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谈到：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英国人C。P。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并且把打破坚冰的希望寄托于双栖于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写作者，或如媒体所称之‘科学文化人’并且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这一事业。
　　杨叔子不是单纯的写作者或科学文化人，而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又自幼熟读老子论语，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他写的《科学人文和而不同》岂止是打破坚冰，简直为我们描绘了科学人文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和而创新的美丽新世界，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杨院士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标本，可以供我们研究科学与人文如何的不同，以及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杨叔子
　　与一般人文学者的云山雾罩不同，杨院士按照科学的惯例，开宗明义给出了科学与人文的界说：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
　　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所以，人文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因而人文不同于科学，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这个界说乍一看符合一般人的常识，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包含了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一方面承认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一方面又说科学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一切知识体系、认识体系都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而不可能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除非有上帝存在，可以在人类被他创造之前设计宇宙的运行规律。即使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在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内。科学同样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错误是认为科学求真而人文求善。由于科学理论是人的发明，所以本没有真、伪可言。科学与人文都是求善，只是对善的理解不同，或者说，二者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不同。
　　杨氏界说的正确的一面就在于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的根本性的区别：科学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通俗的说，逻辑的，就是要讲道理，实证的，就是要摆事实，要有证据，如果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许胡说。科学理论是一元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公认的价值体系，可以判断理论的好坏。由于这一价值体系与人类的生物价值体系相一致，所以科学的价值观可以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科学家共同接受，毕竟这些人在生物学上是同一物种。人文就不一样了，非逻辑就是可以不讲道理，非实证就是可以不顾事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允许胡说。人文的价值体系重视超越性，鄙视人的生物本性，认为可以自由设计高尚的道德伦理，或是把某种宗教信仰看成终极关怀。无论是自由的设计还是宗教信仰，都不可能有公认的标准，所以人文的价值体系就必然是多元的，换句话说，既然允许胡说，当然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是多元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之说就有问题了，利益优先的功利主义态度显然过于世俗，不那么超越，完全符合生物学原理，也符合科学的价值观。应该说，越符合人民利益就越科学，就越善，利益是一元的。而人文呢？那是追求终极关怀，上层次的东西的。
　　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任何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共生互动的努力，都会面对这一分歧的挑战。杨院士文章中所举的例子，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按照杨院士互动共生理论，只有处于真与应该的交集的，才可以做。如果真的实践扬院士的这条规则，那么既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人文。至少按照哥白尼时代人文的应该，对于太阳绕着地球转表示怀疑是绝对不能进行的。在这个交集中，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诗句也无法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超过万米的山，更不用说万仞。
　　杨院士的第一个例子是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肯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这种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聪明、更健康？这绝对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绝对不能进行，绝对比起克隆人还更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显然，科学需要人文导向，求真需要求善导向。这很显然是一个人文的胡说。首先，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未必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正如给羊转入人的基因，使其产出含有人类蛋白质的奶，羊还是羊，并没有出现一种新的生物。此外，如果杨院士认为人与黑猩猩杂交或克隆人是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的说法不是胡说，就应该拿出证据，证明这些研究不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如果杨院士认为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之说不是胡说，就请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在人文导向下才没有迷失方向。相反的例子倒是很多的，美国的科学家中信教者的比例比普通人小得多。
　　杨院士的另一个例子是：第一，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李白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一诗句，此时日光射在香炉峰瀑布上，呈现出紫色，而非五彩缤纷，很可能就是由于水珠直径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长相同，导致产生紫光的‘全漫射’，而且漫射强度同光波波长的4次方成反比，紫光在可见光中光波又最短，因此，生紫烟不足为怪了。不知道如果杨院士看了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如何解释？是不是要说当时中国已经发明飞机了？至少在我见过的瀑布中，没有生紫烟的，为何唯独香炉峰的瀑布偏偏会有直径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长相同的水珠？如此解释难以置信，我们在颐和园看到紫气东来的牌匾，是否会真以为有紫气会从东面飘来？
　　下一个例子是：第二，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提炼与抽取客观实际的本质。漫画家懂得数学，懂得现代数学‘拓朴学’，漫画家笔下的那寥寥几笔，不管如何夸大，确把对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因为那几笔不是一般的几笔，而是所刻画的对象这个几何图形在‘拓朴学’中的图形‘特征不变量’。这也是胡说，漫画家所用的特征与拓扑学无关，按照拓扑学的不变量，不仅所有的人都一样，人和面包圈也是等价的，但是如果漫画家把人画成面包圈，谁也不会觉得惟妙惟肖。
　　杨院士的文章从反面告诉我们：科学人文，水火不容，如果硬要二者牵手，则会既毁了科学，又毁了人文。如果一位人文学者说科学需要人文来导向，我们只觉得他有些无知和狂妄。如果杨院士在科学领域里觉得受拘束，愿意在允许胡说的人文领域放松放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宣传由人文来决定科学的方向，就难免蓄意欺骗之嫌了。
　　作者：赵南元延伸阅读
　　《现实中有科学主义吗？》
　　节选：
　　科学主义是反科学的人文主义者（也包括宗教徒，玄学爱好者），由于对科学概念含混不清，所以对科学爱好者的行为产生的整体误读。
　　有个笑话，两个农妇做农活累了，就在田头上聊天，谈到皇后娘娘。其中一个农妇很羡慕的对另一个农妇说：皇后娘娘真是老幸福了，她每天可以吃一个大白馒头。农妇由于无知，以自己的所见所思，以为皇后幸福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吃一个大白馒头。
　　而给对方冠以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们，由于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基础概念，就和愚蠢的农妇一样，想当然的以为科学爱好者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他们认为，科研工作者，科学爱好者那么的尊重科学，那么，他们在生活中肯定是一切以科学为唯一的行为规范。其实，这是对科学基础概念完全不懂人的妄想和无知。
　　就以我为例，基本上拥有了鉴别绝大多数伪科学和迷信的能力，我很尊重科学的精神。但是，我有没有在生活中一切以科学为唯一的行为规范呢？
　　绝对没有。
　　我日常生活也喜欢背诵唐诗宋词，比如，唐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就很喜欢，我也没有拿科学来衡量唐诗宋词，说银河是星系群，怎么可能落九天呢？
　　我还爱看科幻小说，科幻小说里面很多概念都是虚构的，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没有以科学的眼光去衡量，说这是伪科学。
　　我还看了不少武侠小说，比如金庸的武侠全集，我也看得手不释卷，我有没有用科学去判断武侠作品的优劣，说科学证明，人体不可能产生气功能量，所以六脉神剑和降龙十八掌是骗人的伪科学，说人最多跳两米多高，什么武当纵云梯之类的轻功是诈骗。
　　烧纸
　　我还经常到寺庙道观去参观旅游，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我自然知道佛教和道教都是迷信，我不信这些东西，但我也没有以科学的标准去说：这些宗教场所的宣传迷信，我坚决不去这个地方。我不但经常去寺庙和道观，如果我遇上和尚大师傅和道长，他们向我致敬，我还会向他们点头回礼，说不定还掏出几十元钱意思意思。我也没有用科学的标准行事，说：这些和尚道士都是骗子，是宣传迷信的，所以我不要与他们接触。
　　过清明节，如果家人要我为祖先、去世的先人长辈烧纸，我也会去烧。我自然知道人死如灯灭，灵魂是不存在的，没有轮回转世，没有十殿阎罗，我知道烧纸烧的再多，去世的人也永远不会收到，但是，我也没有依据科学的观点去指导我的行为，说：烧纸是迷信，所以我不烧。
　　过春节或者新房搬迁，我也放鞭炮，民间神话认为，放鞭炮是为了吓唬凶恶的年兽，我也没有用科学知识说：年兽是神话传说，是虚构的，所以我不放鞭炮。
　　不要说我，就是我认识的人，有身边的，有网络上认识的，他们有高教的教授，医院的医生，科普作家，科研机构的研究员，科学论坛的管理员，发明家，以及其他科学爱好者，他们都和我一样，对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和所有的普罗大众一样，都是尊重和参与的。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以科学的标准去生活。
　　为什么有人喜欢给人扣一个科学主义的帽子呢？就比如说，北大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姓孔，上过某讲坛的。有一次，孔教授发了一个微博，说，我与气功大师见面了，他们真神，会隔空取蛇。然后，他就被科学爱好者批评了，说，老孔啊，你千万不要信这玩意啊，那是骗人的，世界上说有特异功能的都是骗子。孔教授面子上挂不住了，生气了，说，你们都是科学主义者，信科学的都是杂碎。孔教授的粉丝，主要是玄学爱好者，就在一边帮腔：你们不要迷信科学，科学证明不了的多了去了，特异功能没有被发现，不代表它不存在。
　　为什么孔教授发这么大的火呢？因为他信仰这个东西，信仰的反义词就是理性。
　　比如说，你信仰某一个神，可是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肯定要生气。以前几千年了，都是神学家和巫师特别牛，老百姓对大这些人看见了都特别尊敬，不敢得罪他们。得罪他们万一触怒了神灵可吃不了兜着走！可是科学崛起了，这些老古董没有什么人信了。以前科学还是小弟的时候，神学趾高气扬，要小弟每天给它们请安问好，现在科学成了大腕，对他们那套不太感冒，今天说超自然现象没有发现，明天说诺亚方舟没有找到，后天说宇宙不需要上帝推动。你说，这些神学老古董气不气啊？以前，我信仰的神香火鼎盛，我和我的信徒天天撅着屁股给上神磕头，可你们这帮浑小子居然不磕头了，我磕头，你们不磕头，多尴尬，这样发展下去没有人信我的这一套了可怎么是好？于是，神学家和玄学爱好者对科学投去异样的眼光，说，你们这帮浑小子是不是欠揍？你们什么都以科学来批判我们，我们还要不要混？你们太狂妄了！什么都用科学的标准来做事情，你们太极端了，弄的我们没有饭吃了。
　　就这样，神学家和玄学爱好者编造了一个词科学主义者，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总说信仰就是迷信吗？你们什么都以科学的标准做事情，那就是信仰科学，既然有了信仰，那就是迷信，我们也是迷信，迷信对迷信，扯平了。你们科学不要来干涉我们的信仰领域，你们没有资格用科学来研究我们的信仰，谁研究这个做这个，谁就是蠢人。
　　其实，科学恰恰就不是信仰。信仰的核心是服从权威，以权威的圣言和经典著作为最高标准。而科学的核心是不服从权威，在科学里面有偶像，但是科学不需要圣人。任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如果说了脱离常识的话，而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我们一概质疑你。
　　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说得好：
　　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而已，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与科学家也没有关系。
　　如果有谁真的要反对科学主义的话，应该到哲学家中去寻找科学主义者，而不应把矛头对准科技界。把科学主义说成是科技人员乃至热爱科学的公众的缺省配置，视广大科技人员如敌占区，向公众散布妖魔化科学的言论，当然不是反对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
　　《反科学主义是反科学口号》
　　为了论证双刃剑，徐教授还引用了更深层的观点：刘益东认为：追求符合真理是不可取的想法。他指出：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即知识一旦产生就无法被消除。致毁知识（即导致毁灭性灾难的知识）的增长也是不可逆的。人们可以销毁原子弹，但不能销毁制造原子弹的知识。致毁知识的不可逆增长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的。一些求真的科学探讨在客观上加快了致毁知识的增长。刘益东的论述从根本上阐述了科学是双刃剑的基本属性。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老子的有机事必有机心到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智的蒙昧主义几千年绵延不绝。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致毁知识的增长会导致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的不断累加是毫无根据的。以核武器为例，如果以产生核武器的1945年为界，把二十世纪分为两半，就可以发现有核武器的后半比没有核武器的前半死于战争的人数要少得多。而且随着致毁知识的增加，人类的平均寿命不降反增。其原因就是，一切致毁知识同时也是抗毁知识。从地球的历史上看，人类毁灭或生态毁灭最大的危险来自小行星撞地球，而此时人类要想幸免于难，只有最强有力的致毁知识才会奏效。
　　赵南元教授
　　《如何看迷信科学，不怕迷信是伪科学，就怕科学是伪真理？》
　　节选：
　　我举个例子，历史上有地心说和日心说两种。地心说就是伪科学，而日心说是科学理论。虽然这两种理论都被【推翻】了。但是，真正被推翻的只有地心说，因为这个理论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而日心说虽然现在不用了，但它并没有错，而是适用范围不够了。日心说也是经过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的严谨结论，在太阳系中是普适的。只是后来我们的观测远远超出了太阳系的范畴，所以需要修正一下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说，科学理论永远不可能被【推翻】，而是被【修正】。牛顿力学也是一样，它从来没有被推翻过，而是在一个新的范围内被爱因斯坦做了修正。你可以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看成是牛顿力学的新补充。
　　所以说，科学就是适用的规律，是无论如何不会与伪发生联系的。
　　就怕科学是伪真理。科学本来就是求真务实，来不得半分虚假。虚情假意在科学面前只能黯然失色。何况，科学本身并不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意思就是我说的这个解释就是最高解释，唯一解释，不允许一丝一毫的修改。只有宗教才符合对真理的定义。因为宗教把自己看成是真理，真理是标准的宗教概念。而科学从来不承认有一个真理。在科学认知里面：
　　没有什么科学知识是必须永恒不变的，都是一个暂时的最可靠的结论，随时随地接受新的修正。
　　即使是幼稚园儿童，也说不出迷信科学，除非是弱X儿童
　　所以，提出科学是伪真理的人，连什么是科学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而且其思维逻辑水平最多不超过幼稚园儿童。
　　可以说，科学既不是伪真理，也不与真理发生联系，而是一种追求最可靠知识的最靠谱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至少还没有其他的可以超越它。
　　至于不要迷信科学，可以百度搜索一下我的文章《如果科学是迷信，健康就是一种病》。科学本来就是批判迷信思维的，只有没有科学素养的人迷信权威，或者迷信伪科学，何来迷信科学？
　　《论科学与反科学》
　　节选：
　　与伪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小骗术相比，反科学可以算是宏大叙事。他们的手法巧妙，善于在哲学层次作深刻文章，调动全社会的舆论，对科学进行丑化甚至妖魔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阵地，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思潮，遏制科学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分析这些反科学的手法和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
　　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终极真理，只是不断接近真理。终极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主义是一顶用谎言编织的帽子》
　　节选：谎言之四：科学需要人文的指导
　　文化人要反对科学主义，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据说是人文精神，遗憾的是这人文精神云山雾罩，至今没见到有明确的界说。
　　科学本来是人的活动，是人文精神的最集中表现。在科学之外寻觅人文精神，结局必然是反科学。
　　纵观那些打着人文旗号的反科学论述，所宣扬的恰恰不是人文而是神文精神，大抵是一些神学家攒出来的后现代垃圾，或是一些女性主义、极端环保主义、SSK之类的意识形态。
　　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脱离形而上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终极解释，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指挥。
　　当科学提出的观点与某种教义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引起相应势力的反抗。一方面，这些反抗尽管有时以镇压的形式出现（例如宗教势力对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的迫害，斯大林主义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清洗），但最终都阻挡不了科学的前进；另一方面，这些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都会给科学事业带来损失，也就损害了全人类的利益。目前，国际上宗教势力伙同其他反科学势力主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动了对科学的全面进攻，国内的反科学势力也遥相呼应，但不便于直接亮出他们神文精神的本色，把神文精神化装成人文精神抬出来，有时打着伦理的旗号，重演宗教或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闹剧，正在对科学事业造成损害，我们对此不应掉以轻心。
　　《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
　　节选：
　　在科学涉足的所有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反抗是最强烈的。但是恰恰是这个领域似乎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
　　在多数人看来，人文学科正举步维艰。大学项目正在缩减，下一代的学者们要么失业要么学非所用，士气越发消沉，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会思考的人不应当对我们社会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对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是不可缺少的。
　　对人文学科低迷状况的诊断结果，直指我们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学的商业化。但是坦率地说，有一些伤害是人文学科自己造成的。伴随着它的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教条式的相对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人文学科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制定不出发展规划。好几个大学校长和院长向我哀叹说，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宣布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研究机会，并要求资助以便开展实施；而当人文学者过来的时候，则是来恳求对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
　　有些方式确实值得尊重，比如文本细读、深度描述、还有饱学之士对单个作品的全身心投入，这些方式的多样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认知吗？与科学融合能为人文学科的认知创新提供无数种可能。艺术、文化、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思维、和情感，它们逐渐累积并像流行病一样动态传播，一个人影响其他人。我们不应该心怀好奇地去理解这些联系吗？这样双方都会获益。人文学科能更多感受到科学解释的深度，不会没有吸引主任和资助人的发展规划。科学则可以用自然实验和以丰富的人文学者为特点的有效生态现象来挑战他们的理论。
　　在一些学科中，这种融合已经是既成事实。考古学已经由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一门高科技的科学。语言学和心灵哲学渐渐变成了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
　　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小提琴爱好者
　　类似的机会还有待于开发。视觉艺术可以获益于迅猛发展的视觉科学知识，包括更好地感知颜色、形状、纹理、和光线的明暗，还有对面容和景观审美的进化。音乐学者可以和研究声音感知和大脑对有声世界分析的科学家展开很多讨论。
　　对于文学方面，该从哪里开始？约翰德莱顿写过，一部小说就是一幅恰当而且生动地描绘人性的图画，表现出它的激情和幽默，还有命运的起伏，给予人愉悦和教诲。语言学可以开发出更多语法和论述资源，使作者能够操控读者的想象体验。认知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读者是怎样把作者和角色的意识融入他们自身的意识的。行为遗传学可以通过基因作用、同辈影响、人生际遇等方面的发现，来更新有关父母对孩子造成影响的亲缘理论，这对解读传记和回忆录具有深刻的启示，后者也是一项需要向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和有关自我表现的社会心理学取经的工作。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将普遍的观念和被某个特定文化夸张了的观念区分开来，可以展现出家庭、情侣、友人、对手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共同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政治，应用于书籍、期刊、通信、和乐谱的数据科学的出现，为一门包罗万象的新数字化人文学科提供了前景。理论和发现的可能性包括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智能网络和艺术影响、历史记忆的续存、文学主题的此起彼伏、非正式的审查制度和禁忌的模式，这些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