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近代哲学之十一孙中山2

　　中国近代哲学之十一：孙中山2
　　2。知行学说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文学说》）与此同时，革命营垒内部迅速分化瓦解，斗志懈怠，人心涣散：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
　　孙中山认为，导致革命失败和革命营垒内部分化、懈志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受了一种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的错误思想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学说的毒害，从而产生了轻知怯行的心理，把极难知的事看得过分容易不去探究，把极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励行。因此，他认为，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破除知易行难这个思想上的大敌，针锋相对地用知难行易说来指导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的观点是与真理背驰的；知与行相比，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同上）他通过对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等10项事例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并批驳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说。如，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且最易行的事，但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就须掌握有关食物的化学结构以及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他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反对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同上）的怯懦思想。
　　孙中山还把人类进化史与认识的发展史直接联系起来，从知和行的先后关系来论证其知难行易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行之时期。（同上）
　　关于第一个时期即不知而行，他解释道：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同上）。这不仅明确肯定了行先知后、知从行来，而且把科学实验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行先知后的思想。
　　关于第二个时期即行而后知，孙中山以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和伟大杰人之冒险为例证，说明人类的进步无不发韧于不知而行，行不仅能使人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而且能促进国家富强、人类文明，因此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之所必要也。（同上）
　　关于第三个时期即知而后行，孙中山解释说，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先掌握科学知识然后付诸行动，这并不意味着离行以为知，而是为了避免错误或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这个时期，要获得新知识，仍然不能离开行。总之，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并不因科学的昌明而变更：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为尤多也。（同上）行不仅永远是求知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能验证所求之知对与不对：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知难行易》）这一认识既深刻又可贵。
　　由此出发，孙中山强调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认为死读硬记古人的言论，作一番解释，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犹如炒陈饭一样，这样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求不到新知、真知。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一个不断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进化发展过程，理解为在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感性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强调事实先于言论、经验先于理论；强调行决定知，知又反过来指导行；这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的狭隘理解，而且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说，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是片面的。其实，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把人类个体的活动理解为行的基本内容，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作用。
　　这样，他在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时，就倒向了轻视人民群众的分知分行论。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可以把人分成三类：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孙文学说》）
　　在他看来，这三种人对人类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应实行绝对的分工，使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少数先知先觉者专事发明创造，不必亲自实行；次一等的后知后觉者的职责是向前者学习，鼓吹前者的创造发明，并监督实施；更次一等的不知不觉者，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同上）。他的这种观点是与其行决定知的思想相矛盾的，表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知与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
　　3。社会历史观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是遵循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流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被推翻、袁世凯的垮台、张勋的失败等等，都证明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使是不可一世的人，反抗世界潮流也都终归要失败。
　　在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孙中山并不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突然枝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他说：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还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他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了的人力若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一、二十年之内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那么，何谓民生呢？他说：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同上）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同上）把吃饭穿衣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力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这显然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和影响。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无法求助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必须从生产和分配入手去解决。生产方面，是发展经济，改变民穷财尽的落后状况；分配方面，他提出平均地权（后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两项具体办法。但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同上）
　　孙中山洞察到造成贫富极相悬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人类发展之功臣（《社会主义派别和方法》），因此他同情社会主义，称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他认为，与动物不同，人类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文学说》），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实业计划》）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就是依据互助原则以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苦难，最后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他看来，互助出于人类的天性，出于公理良知。因此，通过社会国家这个互助之体的调解作用，并使人人都讲道德仁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调和。
　　由此，他也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在中国，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与之同时，他也用互助论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孙文学说》）他指出，把生存竞争学说搬到人类社会，宣扬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这只会导致有强权而无公理。
　　孙中山看到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却把这种发展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愿望：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甚至用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孙文学说》），政治之隆污，革命之成败，道德之兴衰，建设之毁成，等等、等等，都是由心决定的。这就走向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广泛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或历史观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之处，同时也包含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许多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去寻求哲学武器的革命家一样，他的每一个主要哲学观点都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紧密相关。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他并没能来得及系统地整理、总结和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无论贡献或者缺陷，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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