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4世纪，中国已有人开始吸食鸦片。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产于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各口岸，中国各地的居民从此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1773至1906年，依靠销售印度鸦片，英国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赚取了整整21亿美元！ 1840年前后，清朝皇帝对鸦片带来的危害十分震惊，于是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 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国商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一万箱鸦片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次战败，但影响更加深远的，是随后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一条规定：准许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征税入口。 也就是说，清政府既不许干涉也不许限制印度鸦片向中国的输入。自此，鸦片在中国大地畅通无阻。 在此之前，政府一直不允许种植罂粟。如今的情况下，清政府统治者却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与其让国人耗尽钱财购买印度产的鸦片，不如让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 于是，政府解除了种植罂粟的禁令，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 到后来，甚至中国所消费的鸦片，67都是国产货！在一些省份，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因此成年人中吸食鸦片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比如在云南，人们商定婚姻问题时，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情况，是这个家庭中有几杆鸦片枪。烟杆的多少，成为衡量某一家庭经济状况好坏的标准！ 为什么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长期深入的侵蚀着社会的肌体？这是因为，《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所规定的外国在华鸦片贸易的特权，束缚了中国政府权力的发挥。 然而，即使政府在禁烟方面束手无策，其他的社会组织早应行动起来，学校的课堂、各种讲座、报界、禁烟组织以及禁烟活动等都可用于禁烟运动中。 但是，中国社会当时根本没有这些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社会组织。中国宗教中没有用于布道的地方，学校只允许讲授古典的知识，报纸的发行量小，私人聚会等组织也在政府禁止之列。 更重要的是，妇女们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并保持缄默，而她们本应是反对一切社会恶习的重要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当年的禁酒运动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集结在一起，四处宣传，鼓动妇女们为保卫家庭而努力。 而中国妇女中识字的不及千分之一。她们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从不参加集体讨论，所以无法向社会申诉男人们吸食鸦片给她们造成的灾难和不幸。 因此，中国大部分地区，鸦片的种植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那些因群山阻隔，远离商业发达地区的内陆省份，鸦片种植更是蔚然成风。 算下账其实也不难理解：只要一名苦力，就可以挑着130磅重的一担鸦片，穿越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销售鸦片的市场，在这里，鸦片的售价为每斤二至十美元。假如将同一块土地上所生产的食品运往大山外的市场，其运输费用将远远高于运输鸦片的费用，所以食品只能在附近的地方销售。而对于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鸦片是他们唯一可以销往发达商业地区的产品。 1906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慈禧太后终于下令禁止生产鸦片。 表面来看，停止种植鸦片的建议简单又可行，但禁烟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是这样的 当县令宣布禁烟令，并声称他将努力使这一法令得到贯彻执行时，所有种鸦片的农民就会前来请求长官高抬贵手，允许他们种完这一季罂粟。除非县令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改革者，或者害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否则，他是不会过分执拗的。当然，如果他接受了百姓的请求，暗地里会得到一笔相当丰厚的回报。 假如官方管束不严，农民就会采取一些其他策略：远离交通要道的小块田里、河谷的土坡上、墙或树丛遮掩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都成了种鸦片的场所。甚至将罂粟的叶和花剪掉，以躲避检查人员的视线。 有时，农民不得不贿赂这些官员。当然，当地方行政官员带领大队人马前来拔除罂粟时，农民会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几个村庄往往结成联盟，手持镰刀、钩刀、铁叉共同对付官府： 1、陕西武功的农民击溃了前来查罂粟的管服人员，他们甚至对为首的官员拳脚相加。这位地方长官逃到一座庙中避难，并宣布：从此农民可以大胆种植罂粟，他不再过问此事； 2、浙江温州，当地行政长官带领一队士兵准备毁坏农民种植的罂粟，大约两千农民与士兵展开了斗争； 3、甘肃某地，前来铲除罂粟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他下榻的小店中遭到民众的袭击，差点被打死。 由于禁止种植罂粟的压力来自北京的中央统治集团，一般来说，高级官吏实施禁烟令时比下级官吏卖力的多，他们的行动比较自觉。当然，也有一些总督、道台因缺乏热情而被撤职，一些值得中央信任的人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但下级官吏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地方小官吏人数太多，不可能进行大换班或者全部撤职，所以许多小官吏在实施禁烟令的过程中裹足不前。这些人本身就是鸦片的吸食者，每天要偷偷吸几次烟，所以希望维持现状。而一些不法官吏却抓住实施禁烟令的时机，对鸦片种植者和烟馆老板进行敲诈。 当问及某地的鸦片种植情况时，本地的行政长官自然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我管辖的地区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种植罂粟。 历史上最为周详的计划大概要算1910年发生在四川的一幕。当时四川还沉溺于大量种植罂粟的运动之中，能干的总督几乎将全省的罂粟铲除干净，只有远离总督府的奉节县幸免。而在当地，五分之四的可耕土地都种着罂粟。 1910年正月，家住重庆的道台听说奉节县的农民无视禁令，播种了罂粟，便带领军队到该县视察，罢免了当地的行政长官，然后派士兵四处割除罂粟。而当地的农民，却早已用土将罂粟刚刚发出来的嫩芽掩盖了起来。 即使在某些地方，士兵发现了罂粟，他们割罂粟时，只是小心翼翼割其顶端，而不是将罂粟从根上割除，士兵们这样做的原因不难猜想。 一周后，道台认为已圆满完成了任务，于是打道回府。农民随即将覆盖着罂粟幼苗的土拨去。为了避开官吏们的视线，确保罂粟顺利生长，农民又在罂粟的行间种上豌豆、大豆、小麦等。 打发走了道台大人，农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对付新上任的地方长官。这位长官一面勒索农民，一面按上司的命令行事，他一本正经的说： 种植罂粟是违法的，六月份他将亲自到所辖地区视察，倘若有人种植鸦片，一经查出，他将没收种植者的土地并重笞土地所有者。 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六月份以前，所有的罂粟早已收割得干干净净。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