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女子一言不合就离婚，她们为何能自主改嫁？底气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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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放眼于世界，古代中国一直认为婚姻如约定，可以解除，而同时期的西方则认为婚姻为天神赐予，不可离婚，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古代中国社会上，在通常情况下，离婚对于百姓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就好比人要吃穿住行一般。
　　《汉书》曾言夫妻维系之道在于一个义字，没有义也就不必做夫妻。那时的人们认为男女结为连理，日后维持婚姻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两人能实现家庭的利益，达成合作。
　　但古代以来女性的地位较低，离婚通常都以男方提出和离或写下休书，直到经由盛唐开化之风洗礼的宋朝前期，女性才在离婚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宋朝女性有哪些离婚的权利，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使得长期以夫为纲的封建王朝内，生长出了这样狭窄的自由？下面就先从离婚本身上说开去。被动的自由
　　为何说宋朝在离婚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完备和公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宋朝考虑到了妇女在当下的社会中，倘若婚姻发生变故，如何保证妇女的人身权和生命权。
　　这在前朝要么不考虑，要么模糊不清，但《宋刑统》中给予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下面从当事人自主申请和法律判决两个方向来说明。
　　在宋朝，虽然法律上给予了女性一些离婚的权利，但她们仍不能为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做主，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一点也在法律给予妇女的离婚权利中有所体现。
　　《宋刑统》中对于自主申请离婚的情形描述，表现允许男女双方均可主动申请，并且多加考虑了但妇女在申请离婚时所需满足的条件和情形，大多数时候是在丈夫发生意外，或对妇女本身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才可生效。
　　例如，定婚三年不娶这一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曾说，男女定下婚约后，男性考虑三年依旧没有选择完婚，这种情况下女性才有解除婚约的权利。
　　在古代，婚娶素有三书六礼的传统流程，而定婚则是约定俗成的婚约，不等同于结婚。签下定婚的婚约后，男性有三年的时间考虑完婚与否，有着结婚冷静期的意味，但法律中并没有说明在此期间女性是否可以主动解除婚约。
　　毕竟在古代，女子基本没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大多数女性深居闺阁，静待父母为其安排婚姻。
　　就连宋朝有名的女性词人李清照的第一段婚姻，起头也是父母包办，所幸赵明诚与她志趣相投，这才琴瑟和鸣，不然或许与同朝词人朱淑真那般，夫妻相看两厌，最后郁郁而终了。
　　从一开始便不是自己选择的，要想拒绝只能等男方开口，如此主导权仍在男方。
　　但较前朝而言，宋朝的这一安排还是稍稍考虑到了女性在结婚以前的权益，给予了一些婚嫁的决定权。
　　此外，宋朝法律还写到了，如果是女方延误了婚期，男方有权要回之前所给的聘礼。
　　接着是妻子受辱这一条，宋代已婚女性在受到侵犯后不必像以前的女性一样，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如果是丈夫收买他人钱财，逼迫妻子出卖身体，女性都可提出离婚的要求。
　　这一点上，法律尊重了妇女的人格及人身权，但对于侵害妇女的丈夫及其亲属并未给予处罚，只是以警告和威慑草草了事，缺乏惩罚的力度。
　　在宋朝离婚制度中，最具创新性是关于丈夫移乡编管的处理。
　　编管一词指的是流放的方式，在宋朝有两种处理命官的方法，一种是刺面，囊括在脸上刺字、杖打背部等刑罚，第二种不刺面只流放的就被称为编管。
　　据南宋法律规定，如果丈夫移乡编管，允许妻子离婚或改嫁，就算丈夫持反对意见，法律也不会支持。
　　文献中曾记载过一个案例，一个叫卓氏的女性初嫁给一个叫林莘仲的男人，后来林莘仲为官的时候犯了事，被处罚编管、流放，服刑期间，六年没有和妻子写一封书信。
　　于是妻子提出了离婚，林莘仲百般不愿，但法官驳回了他的诉求，允许卓氏离婚再嫁。
　　这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女性失去丈夫后的生活便利，给予了妇女再嫁的自由，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议论。
　　此外，在男方主动提出离婚上，宋朝法律有着七出三不去的限制。
　　七出自《礼记》便有记载，在前朝它一直是夫家的特权，对女性的道德束缚。事实上除了七出，古人出妻的理由五花八门，十分宽泛，有时还颇为荒诞。
　　例如汉代鲍永的妻子因为在婆婆面前大声斥责狗，被放大成没有礼教，对婆婆不孝，因此被休；《夷坚志》中也曾记载盐城的周氏因为不会缝制衣物，也被夫家休掉。
　　正是因为前朝的夫家在出妻一事上理由繁杂且随意，于是宋朝的法律中七出的规定变为了对男性出妻的限制。
　　《宋刑统》中规定，只要妻子没有触犯七出，也没有对丈夫一方的家族做出伤天害理的义绝之事，那么男性是不能休妻的，如果违反此条法律强制休妻的男性会受到杖刑或关进监狱。
　　此外，除了将休妻的条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设下了三不去的规定，即尽孝道为公婆守丧三年；糟糠之妻；妻子嫁过来以后无法返回娘家这三种情况。
　　如果妻子符合七出的条件，但她属于三不去的范围，那么丈夫的申请也会被驳回，同样的，妻子虽有这样三条豁免权，但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自身做出了所谓不守妇道之事，丈夫则无需遵守三不去的规定。
　　七出三不去的规定虽然并没有为提高妇女地位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但宋律确实考虑了妇女的生存，尊重了妇女的人格及人身，展现了儒学中仁义的要求。但这份尊重是被动的自由，依旧受制于封建制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离婚程序
　　宋朝夫妻双方决定离婚时，除了在具体情形下有规定，整个离婚过程还有着非常正式、严格的程序，并且根据有无特殊政治身份分为了一般和特殊两种程序。
　　没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平民，在离婚时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休妻、和离，另一种则是妻子行使法律规定的离婚权和法律强制离婚。
　　离婚的第一步程序是，丈夫亲自写休书，如果不会写字也可以将自己的手掌印完整的印在纸上。
　　宋朝的休书相当于今天现代的离婚证书，不论是诉讼、和离还是强制离婚，都需要休书，有了它双方离婚的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
　　休书上的内容都是休弃，在宋朝，休书又叫放妻书，据今天在敦煌考古学家发现的放妻书可知，宋朝的放妻书并不是非常公式化的文字，往往会提及两人的婚姻生活和丈夫休妻的承诺。
　　以敦煌发现的放妻书为例，其文字满含感情，一般会在其中先提及两人结成连理的缘由，回忆两人生活的恩爱时光，最后对妻子日后的生活报以真挚的祝福，并承诺允许妻子改嫁并且永不反悔自己休妻的决定。
　　写完休书后，需要男女双方的家属到场见证，在休书上签字画押，最后交给女方的父母保管，以备后续女方再嫁时，向官府提供备案。
　　除了亲属到场见证，还需要与男女双方没有任何亲属血缘关系的第三人到场，见证休书签字画押的现场，以防抵赖反悔，或作为对簿公堂的证人。
　　如果是女方行使法定离婚权和官府的强制离婚话，还需要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由官府裁定离婚与否。
　　前文讲了女性可行使的离婚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女性想要申请离婚，从申请到成功离婚整个过程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以李清照的第二段婚姻为例，南渡后的李清照来到杭州，遇见了张汝州，在嫁给他以后，因拼死不给所剩无几的金石古董而遭到侮辱打骂。
　　在经过多次家暴后，李清照决定与之离婚，但由于丈夫家暴并不在女性申请离婚的条件范围内，又没有妻子可主动抛弃丈夫一说。
　　无奈之下，她只好向官府状告张汝州为官不正，有营私舞弊，虚报中举人数骗取官职的罪行，要求离婚。
　　在《宋刑统》中有规定如果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即便被证实有罪，妻子也要坐两年的牢。
　　李清照铁了心要与其离婚，于是毅然投于牢中，若不是她的好友打点关系营救，甚至在宋高宗赵构面前求情，她不可能在关了9天之后被放出监狱。
　　离婚后，李清照的心情也没得到纾解，反而因这段经历而更加郁结，词风愈近凄清。
　　而官员、皇室成员、军人离婚的程序则更加严苛和复杂，因为这其中往往牵扯到了政治利益和对外形象的问题。
　　例如，有品阶的高级官员离婚需获得皇帝的批准。在北宋时期，宰相向敏中的女儿体弱多病，婚后更是病重到常年卧床不起，但他的女婿皇甫泌却从不照料她，也不过问为她请大夫治病的事，中日在外花天酒地，甚至有了新的相好。
　　正好皇甫泌也在朝廷中担任一官半职，向敏中心疼女儿跟了这么个贼人，于是他上书给皇上，请求批准自己的女儿与皇甫泌离婚。
　　如果是皇室成员之间的离婚，朝廷内设有宗正司，双发需委托其进行审查，如果核实出有出妻的事实，或者夫妻双方感情不和谐，闹到了无可回旋的地步，那便准许离婚。
　　倘若宗正司在批准离婚后，发现夫妻双方为一般的吵架，无故离婚也会撤销之前的离婚许可，恢复两人的夫妻关系，而军人也是一样的，需要向军队驻扎所在地的部队申请。
　　以上则是宋朝离婚的详细规定和程序，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宋朝法律对于女性的关注较前朝更多，考虑到了女性的尊严与人身权益。那是什么促进了宋朝离婚制度的转变呢？民风变迁与商业经济
　　自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在法律编撰修订依《唐律疏议》为参考，诞生了宋朝的第一部刑法典《宋刑统》，该法典较前朝更为详细，且在调理体系上更加具有条理性，也因此承袭了盛唐开放的民风，对女性多加关注。
　　而且宋朝法律与前朝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在修改法律一事上，出于尊敬祖宗的心理，有多次修改，但改动不大。可那时社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飞速发展，为了适应社会需求，便用皇帝的命令敕作为对律法的补充。
　　敕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临时发布的法令，具有最高法律效益，这种处理方式灵活性很强，重复的命令多了，宋代官员就将皇帝下达的命令编纂起来，这在调整或解除婚姻关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了宋朝妇女们敢于主动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
　　此外，宋朝经过前朝的积淀，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这也就导致社会风俗更加具有包容性，女性也逐渐从闺房里走出来，在手工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在创造社会财富上也有着一席之地。
　　社会需要妇女作为产生社会财富的劳动力，久而久之也会在法律中有所体现，保护其在社会生存的权益，以便为社会创造价值，维持社会稳定，故婚姻法律制度也成为了民商法的重点关注对象。有了离婚的依据，妇女们才有了离婚的权利和勇气。
　　总言之，宋朝的法律在婚姻制度上有着详细的规定，对男女双方都有所约束，保障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益，但这不能说明宋朝的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倒不如说是社会的需求导致法律在必须去关注女性，保障女性权益，当然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宋朝的女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确实有底气提出离婚，这是前朝所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