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士兵眼中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庚子年岁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宅在家中一月有余。闲着无事，写下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点滴回忆，作为对这场战争41周年的纪念。
　　我于1976年12月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应征入伍，所在部队是陆军第50军149师炮团，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时任团指挥连通信器材修理室技工。
　　1979年开年后的日子，似乎过得比往常快，转眼就过去一个多月。越南驱赶华侨愈演愈烈，反华调门越来越高，要打仗的消息不断传来。从2月10日起，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突击提拔一批干部，济南军区充实进来一批技术骨干。
　　备战工作，除政治思想动员外，主要是以营连为单位，突击进行技术培训。我连炮兵指挥技术培训，由济南军区充实而来的一名老兵讲课，因为他的军事技术的确很好。我在培训中负责讲授通信设备的使用和保养，以及设备送修的注意事项。团卫生队派卫生员来连队讲解简单的战地救护知识，每个人根据要求把自己的血型写在军帽和领章内侧。连首长提出纪律要求，强调不准给家里写信谈部队要参战的事，说写信会暴露部队的行踪。春节前后，连里把养的猪全部宰杀，改善指战员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当兵两年多，吃得最好的就是那几天了。
　　2月17日，当我军东西两线同时发起攻击时，我们50军接到准备作为预备队参战的命令。2月18日，师里传来立即做好赴越作战准备的命令，师电影队同时送来苏联战争片《解放》，供部队参战前观看学习。这部电影分上下两集，长达10个小时，全团人员集中于操场看了一通宵。第二天，连部派我乘火车将片子送往甘洛的步兵团。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出发，乘最近一班火车赶往甘洛。待我20日返回峨眉九里驻地，团直机关营房空空如也，全体指战员已去燕岗火车站。作为已有两年多军龄的老兵，我意识到部队出发匆忙，一定是前方战事紧急。
　　当我乘坐为我留下的一辆吉普车赶到火车站时，全团各营车炮已经装车完毕，指挥员们正忙着进行发车前的最后检查。军列的安排是，炮车和运输车固定于平板车上，多数人员进入闷罐车厢，部分留在运输车上。我们修理室单独一辆解放牌汽车，车上装载一木箱维修设备和零配件，乘员包括技师李六安、1975年入伍老兵秦天国和我。李技师是战前才回到团里的，之前他在军区参与技术革新。本来我们修理室还有一位1973年入伍的老兵黄一良，他在不久前提干离开了。
　　下午4时许，火车鸣笛出发，直奔云南方向而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149师被13军请求中央军委同意，配属他们赴云南方向作战。随后，50军带领其148师、150师奔赴广西方向作战。
　　火车一路风驰电掣，山丘、农田、村舍、水塘、树木从眼前飞快的向后退去。从白天到晚上，旷嘡旷嘡的列车行驶噪音使人难以安静和入睡。列车走走停停，我也迷迷糊糊，从军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浮现于眼前。
　　我于1975年念完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个十分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年半知青，1976底征兵正好符合条件。在新兵连我担任文书，下老连队又代理文书，随后到成都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学习。当兵两年多，虽然在修理室仍是个新兵蛋子，但全团通信器材的维修已较为熟悉。
　　第二天下午2时许，军列又一次停车。远处，可以看见很大一片湖水，按车行时间计算，我知道那是滇池，昆明就要到了。不一会儿，一列客车从我们右侧缓缓驶过，已推开闷罐车车门透风的战友和我们汽车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原来整列客车上全是缠着白色绷带的身躯，横着的多，竖着的少。战争，竞然以这样一个惨烈的场面来到我们面前，令人猝不及防。也许，就在半个月前，我们当中许多人对这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开打，还心存幻想。就在这时，我们携带的收音机传来苏联塔斯社的中文播报：中国陆军王牌师149师，也就是原驻防西藏的18军52师，已经抵达昆明。
　　过了几分钟，机车重新发动，汽笛长鸣一声，向昆明急驰而去。在我们抵达昆明之前，我师直属机关和三个步兵团，已先期到达，据说前锋部队已渡过红河。作为一个小兵，我对师里和团里下一步的安排，自然一无所知。后来师部老兵撰文回忆，师机关到昆明后被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去选烈士墓地，报告预计阵亡人数。最后，烈士陵园选在红河州屏边县水冲子，预报阵亡人数为3000人。
　　炮车、运输车卸下后，全团于21日下午5时编队出发，昼夜兼程奔赴红河河口。这一带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星星点点的小竹楼看上去十分漂亮，然我们已无心欣赏。经过两天急行军，部队在河口新县公社减掉被服等不必带的东西，于24日晚上抵达小河口农场。25日凌晨5时许，部队渡过红河，直插战场。
　　没有月亮的后半夜，天空黑得如同一口锅，车行两山之间，几乎看不见天际线，四下寂静无声。过河不一会，前方下来一辆军车，我下意识用强光电筒照了照后车厢，里面全是裹着绷带的伤员，伤员旁边横着一些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不用猜就知道里面是什么，黑色的液体不停地沿车厢挡板往下滴。以后，但凡有来车我都照照，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公路上形成一条条睲目的斑点带。
　　当天上午，我们到达与13军交接换防之处，并遇到38师炮团指挥连搞修理的同行。问起十来天的战事，回答让人震惊，说突击队第一天搭浮桥强渡红河，在敌军交叉火力下，战士一潮潮往河里掉，后面的又继续往前冲。同行还说，昨晚他们炮团指挥连在林中宿营，被敌人拍击炮打燃引起爆炸，自己的军装被大火烧毁了，我们李技师于是把自已备用的一套制服送给了他。
　　前排右一作者
　　后排左一李技师
　　不巧的是，我团两部小八一电台在进行战前最后一次检查时，报务员发现其中一部开不起机。电台送来，李技师带领我进行检查，秦老兵负责用汽油喷灯烧热烙铁，结果检查发现供电系统因短路而烧毁，已没办法修复。刚上战场，我团与师部的无线电通信，就只剩一部电台工作，这使电台和我们修理室的同志心中都忐忑不安。
　　当天傍晚，团指挥系统人员在团长余光辉的带领下，摸黑到公路右侧的预定高地建立前沿指挥部，我连副连长赵启福带领电台、无线排、有线排通信兵和我们修理室的同志紧随其后。我们走的这条路先是大路后是小道，于是队伍越拉越长，行进中我看见前面有个小红点一闪一闪的，就轻声的骂了一句：谁在抽烟？前方有人回答：是团长。我只好不吱声了。当时，我心里极不舒服，心想，夜间行军必须进行灯火管制，一团之长难道就可以例外吗？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怎么也找不到预定的高地，而且团长同一起出发的参谋长接安东失去了联系。正踌躇间，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口令！我们赶紧趴下。如果不是听出对方是四川口音，我们不及时出声，可能就要出事。走在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四川话回应：不要开枪，我们是149师炮团的。
　　前方走出几个人来，原来是13军37师的，其中一位穿干部服的埋怨道：你们怎么连今晚的口令都不知道？我方回答：口令在参谋长那里，他与我们大伙走散了。对方这才告诉我们，当晚的口令是新春一一快乐，并说我们到预定高地走错了路，随即带路把我们送到了预定高地，我抬手看表时间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钟。到了指定位置，李技师把身上的手枪解下交给我，叫我先站第一班岗，这时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合过眼。我趴在战壕里，两眼不停的扫视漆黑的四周，睏倦至极，握枪的手多次掉下又抬起，远处间歇传来枪炮声。到达一小时后，通讯兵接通了山下大本营的电话线，但通话的第一个内容却是你们被敌军包围了，赶快撒回。我一听传达，汗毛顿时竖了起来，赶紧叫李技师和秦老兵快走。当我们急匆匆下山返回时，沿途并未遇到所谓的敌人，实际是一场虚惊。回到连队已近凌晨5时，其时未出去或早已归队的战友在帐篷里已酣然入睡，我们也找个地方和衣睡去。
　　回顾我们149师的越战，绕不过去的是发生在四号桥的战斗，虽然我本人当时并不在现场。我们师接受的任务是沿沙巴方向攻击前来增援甘塘守敌的越王牌师316A师，这也是整个自卫还击战中一个师对一个师的作战。
　　令人遗憾的是，13军所部在与我师交接时，误把10号公路上的三号桥当成了四号桥，说这一带已被友军控制。结果，我师446团2营列队进入实际的四号桥，中了敌军的埋伏。在密集的枪炮下，该营虽损失惨重，但干部并未惊惶失措，而是牢牢掌握部队，以5连为尖兵开展反伏击战，并最终打穿伏击圈，取得四号桥战斗胜利。
　　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时任149师作训科的赵献德科长在4号桥留影，后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时任149师侦察科的陈宝林付科长在4号桥留影，后任重庆警备区付司今员。
　　当年著名的四号桥反伏击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四号桥对面就是越军重兵防守的1796高地。
　　四号桥全景
　　由北往南拍摄四号桥，部队当时由北往南进攻，对面山上是越军火力点。
　　由北往南拍摄，部队当时由北向南进攻
　　十号公路，山上都是越军火力点。
　　四号桥周围的山头
　　149师师炮团参战老兵程月星及149师446团参战老兵刘春虎在4号桥（以上图片来源于白石秀玉）
　　战斗中，师部曾呼唤我团给予炮火支援，可是由于团里指挥系统一上来就失灵，我们的四个炮营此时全未展开。我当时问总机班许昌弟班长，监听到师部与团部的对话没有，他说：康虎振师长在电话里大骂余团长，说：‘余光辉，你的炮打不响，给我滚回国去’。我听了心里十分难受。不过，3月2日446团向桥对岸守敌发起全面攻击时，我团炮群实施火力急袭，有力支援了步兵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