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姐弟坠亡案女儿出事前还说喜欢爸爸，为何这令人悲愤交加？

　　姐弟俩的生母
　　重庆姐弟坠亡案生母再发声（专访形式），主要就俩孩子的安葬、自己的精神状态、追问张波（姐弟俩父亲）和叶诚尘的合谋过程、出事前后张波的异常及自己的心理活动、婚姻的建立及破碎细节、希望张波和叶诚尘都被判死刑等等问题进行全面讲述。
　　只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案情已经水落石出的情况下，俩孩子的生母追溯的越全面就越能反应悲剧本身的复杂性。要知道张波和叶诚尘共策划了两套谋杀方案：第一套是制造意外车祸，但因没有车险而作罢；第二套便是制造坠楼意外。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无论是第一套谋杀方案，还是第二套谋杀方案都带有很强的隐蔽性。依照俩孩子的生母所称，张波和叶诚尘认为作案后可逃脱，不过她也提到张波作案过程中的纠结性，即便她认为张波对俩孩子没感情。
　　之所以要掰扯这个细节，倒不是要为张波脱罪，而是我们在审视罪大恶极的叙事时，避免陷入绝对恶的论断。在这个问题上，俩孩子的生母还算比较客观，她并没有因为张波害死俩孩子，就彻底否定张波曾经的美好（对谈时她强调张波曾经是：勤恳、安稳、聪明、重义、上进、没发现人品有问题）。
　　但是对于人性的异化和理性的蒙蔽来讲，张波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存在。以俩孩子生母的论断，推动张波动手的主要力量是他爱她（张波爱叶诚尘），这在谈及婚姻破碎细节中也有提到。以至于俩孩子生母最终认为叶诚尘是谋划者，张波是实施者（实际上应该是混杂的过程）。
　　在这个环节上，俩孩子生母释出复原的聊天记录（叶诚尘对张波所说的两句话）：孩子不在了，我就跟你结婚，反正都是死，两个一起弄死。说实话如果张波最终没有害死俩孩子，这话也只是蠢话，但是放在惨烈的案情上，确实让人感到愤懑不已。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俩孩子的生母希望张波和叶诚尘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但是却有另外一种声音觉得叶诚尘罪不至死，主要觉得她没有动手，而张波既是俩孩子的父亲也是实施者，所以他应该被判死刑。
　　对于这样的案情认知来讲，应该属于朴素的法理思维，也就是更强调直接的伤害行为以及背后的罪责，而对于间接的伤害行为及背后的罪责，会认为是辅助性质的存在。可就当前的法理实践来看，认定罪责及量刑更强调案情的整体性逻辑，而非只以局部案情论是非。
　　所以对于张波和叶诚尘来讲，最终如何给他（她）们量刑，还是要基于案情本身的进展及细节推动判定。至于另外一种声音及俩孩子生母的看法只能作为偏好去看待，并不会被作为核心参照，这在法理实践中是有明确界限的。
　　另外俩孩子的生母谈到张波和俩孩子的感情时，强调女儿出事前一个星期才知道张波是自己的爸爸，在问到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时，女儿回答喜欢爸爸（生母强调女儿想都没想，并在讲述瞬间哭泣）。
　　我们暂且不论女儿所说的喜欢爸爸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还是出于血亲关系的原因。仅凭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人悲愤交加。我们有理由相信俩孩子出事前是不清楚父亲要害死他（她）们，甚至对于不到3岁的孩子来讲，都不清楚死亡意味着什么。
　　据此而言，张波就算狡辩再多也是无法洗脱自己的罪责。至于叶诚尘来讲，她承认或不承认合谋的事实只是她自己的态度，回到量刑层面最终还要根据证据链和逻辑链去定性。而对于示爱论（张波为示爱害死孩子）和吓退论（让张波害死孩子，以此希望他知难而退），即便存在逻辑上的入口，却也经不起太多推敲。因此以当前的案情推断，叶诚尘被重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何兆武曾在《谈哲学：从身份到契约》中论述：在所有物种之中，人类是唯一在知识上和技能上可以不断积累的物种，因此大体上人类的知识和技能就总是日新月异不断地提高。而其它一切物种则只能是简单地重复它们前辈的本能的生活，从零开始，所以无法提高。但是另一面，人的道德情操或精神境界却是无从积累的，这方面，后人不会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每一代人依然是从零开始。
　　于此这使得人类的文明就出现一场理性的分裂：纯粹理性（也称为工具理性）不断的飞速前进时，而实践理性（也称为道德理性）却始终都从原点上重新起步。因此在面对不可理解的案情时，也将永远伴随着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悲叹。
　　所以对于张波害死俩孩子的事情来讲，虽然人们总强调无法理解、禽兽不如、十恶不赦等等，但是从实践理性的层面去看待，张波的恶应该属于人类本性中无法根除的那部分恶，只不过就看这种恶降临到谁头上。而对于舆论场域中悲愤的声浪，更像是局外人对自我的抽象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