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三足鼎立

　　4世纪以后，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互相争斗。5世纪后半叶，高句丽南侵。6世纪中叶，百济与高句丽因为争夺汉江流域发生长期武装冲突，新罗坐收渔翁之利，占据了汉江流域，故此，新罗与百济、高句丽之间积怨甚深。进入7世纪以后，三国之间的争斗有增无减，各方分别与中国和日本结盟，使半岛争端演变为东亚地区的国际纷争。
　　当时中国的唐朝在经过贞观之治之后，国力大为增强。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坚持和亲政策，对三国间的矛盾与纷争勉力调停。643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与百济王联合发兵进攻新罗，唐朝派使调停，但由于盖苏文的断然拒绝，使调停工作失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唐朝于645年派兵东征高句丽。在唐朝的支持下，新罗先后攻灭了高句丽和百济，使朝鲜半岛经历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又趋于分裂。
　　由于日本与朝鲜半岛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建有战略据点任那。所以，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也影响到日本的外交政策。600年2月，新罗进攻任那。当时，日本的推古女皇与圣德太子一面派兵进攻新罗，一面派使节前往高句丽和百济，力图拉拢高句丽和百济，孤立和打击新罗。大化改新建立的新政权沿袭了上述政策。因此，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为一方，新罗和唐朝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救。660年，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征讨百济，援救新罗。百济采取了引诱唐新联军人境伺机予以歼灭的战术，但最终失败，百济王义慈及王室、大臣、将士做了俘虏。百济灭亡后，高宗下令将原百济5部37郡分成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定五都督府，用原百济官僚集团进行统治。随后唐军大部撤退回国，苏定方本人则押解百济国王连同重臣93人前往帝都长安，只留下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以稳定人心。
　　然而唐军撤走后不久就爆发了以原百济军人为主体的叛乱。百济旧将福信、僧道琛组织的兴复军与黑齿常之等原百济部队纷纷揭竿而起，一时间人数高达数万。在叛乱初期，福信就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许以诸多利益，请求日本出兵给予援助。不久高句丽也出兵南下，策应百济叛军。唐高宗在得知百济叛乱的消息后，迅速派兵进剿，同时要求新罗出兵会同进攻。一时间，半岛烽烟再起、厮杀不断。661年1月，日本齐明女皇赴九州，准备亲自率军出兵朝鲜。但因旅途劳累而病故。
　　从662年到663年，日本前后派出三次派遣军，其序列如下：第一派遣军，指挥官阿云比罗夫，军主力与百济王护送军（由日裔百济人和百济叛军组成）同时行动，兵力共计1万余人，船只170艘；第二派遣军，指挥官毛野稚子、巨势神前臣译语、阿倍引田比罗夫，兵力27000人，船只不详；第三派遣军，指挥官卢原君，兵力1万余人，船只不详。日军分三批出发，第一派遣军为护送百济王扶余丰回国，第二派遣军是日军主力，而第三派遣军则是等到新船建好后才开赴百济的。从日军的战术动向来看，其战术思想是：先派遣一部护送扶余丰回国，并帮助百济叛军巩固现有局面，待主力到达后寻找战斗力不强的新罗军作战，争取击溃新罗。等后继部队到达后，寻求唐军进行决战。
　　663年，新罗军一部侵入百济南部地区，配合唐军剿灭百济叛军。663年3月，日军主力第二派遣军27000余人开进百济南部，与新罗军作战数月后，成功地将新罗军赶出百济南部。8月，唐朝水军突然出现在泗沘（新百济国都）附近，同时新罗王金法敏亲自率军与唐朝陆军会合，此时的日军第三派遣军才刚刚到达百济，与先头部队汇合于周留附近。唐新联军的突然出现使日军措手不及，只好匆忙应战。
　　唐新联军在加村城附近集结，经过商议，决定水陆并进、强攻周留，一举击溃日本和百济联军。其中陆军由唐将右威卫将军孙仁师、郎将刘仁原及新罗王金法敏组成。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副将杜爽、原百济故太子扶余隆率领战船170余艘组成水军，沿熊津江顺流而下，会同陆军夹击日军。
　　9月，刘仁轨击破日军先锋船队，乘胜追击至白村江口。翌日九月戊午，日军自恃船多势重，采取正面突击的战术，主动进攻，企图冲破唐军水师。但唐军水师在陆军的配合下，设了个口袋阵，放开中央，用两翼迂回包抄，放火焚烧日军先头船只，造成日军前路被堵，左右被围的态势。其后唐军水师连同陆军，开始放火。战后经过统计，此一战日军船只被焚烧摧毁的就有400余艘。白江口大捷后，唐新联军很快就攻陷了周留城，大量日军被俘。日军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各地的百济叛军，在唐军强大的实力面前纷纷投降，百济之乱遂平。
　　日本舰队全军覆没、唐军展示出来的强大的综合实力使日本认识到与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日本朝廷迅速修改国策，一面遣使与唐谈判，一面加速完善大化革新，整顿西部海防防止唐军乘胜进攻日本本土。此时的日本陷入了对唐的恐惧之中，两国的正式交往直到武则天晚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才略有缓和，至唐玄宗时期才算是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而断绝了30多年的遣唐使又得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