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发奇想

　　忽发奇想
　　孙青松
　　有一次，孙子突然向我宣布，他将来的奋斗目标是发明一个意念箱，拿在手里，心想事成。我为孩子的灵感而高兴，但同时又警告他：倘使发明成功，在你心中滋生邪恶之念时可千万不要打开，比如杀人、抢银行、启动国家核武器等。他想了想说：就再配个遥控器，由你掌握，我什么时候用时再向你打报告批准。
　　草食者的奇想尽管有时显得幼稚可笑，但正象那位忧天的杞人一样，最多让人一笑而过，并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更不会行祸国殃民之举。然而，肉食者的忽发奇想就不同了。
　　五代后梁时期，军阀刘守光在幽州自称大燕皇帝。他是个搜刮民脂民膏的专家，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好东西就叫人搬到宫里，奇珍异宝很快堆积如山。可贪财如命的他仍嫌不够，有一天忽发奇想，要把全国的金银铜钱都收敛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在行宫大安山下挖一个大地窖秘密储藏。大臣们问他：老百姓花什么钱呢？刘守光说：这好办，国家多的是泥土，就叫他们花用黄泥制作的钱吧！圣旨一下，旧钱上缴，泥钱上市。不久，晋军打来了，刘守光携老婆祝氏逃到山中，时值冬季，又冻又饿，他们便去村中农舍取膳，还装模做样地摆皇帝架子，当知道他就是让老百姓花泥钱的大燕皇帝时，愤怒的人们便将他捆绑起来送给了晋军。
　　刘守光的奇想是为自己敛财，想的做的都显得赤裸裸地毫无掩饰，所以才引起国人的痛骂。还有为黎民百姓忽发奇想的当权者，其实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
　　有一天，斯大林在办公室批完文件，伸伸懒腰，然后起身点起烟斗，习惯地在屋里渡步。当他走到挂在墙上的苏联地图前，目光突然落在莫斯科通往波罗的海的一片土地上。他扬起头，微微笑着，举起手中的红蓝铅笔轻轻一画，于是，一条连接莫斯科与波罗的海的运河便诞生了。这项浩大的土方工程，不让水利部门插手，不需要专家论证，不搞工程勘探设计，不必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甚或没有一张科学的图纸。一切就这么简单。担任施工任务的全都来自内务部队，几十万名官兵在严寒的冬季顶着刺骨的风雪掘土挖河。一年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惊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长的人造运河。整个苏维埃震惊了，举国沉浸在喜悦的浪潮中，新闻媒体争分夺秒地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被斯大林誉为人民作家的高尔基率领作家们乘船荡漾在运河上沿途采访，很快写出厚厚的一部歌颂英明领袖斯大林的书。夏季到来了，一场暴风雨过后，运河四处溃堤，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烂泥沼泽，几十座用木板和树枝搭成的桥梁被洪水冲走。领袖的奇想被大自然规律宣布失败，人民沉默了。
　　没有监督的权利一旦达到顶峰，当权者的奇想也便如泉奔涌，频频创造奇迹，因此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越加深重。上个世纪我们奇想出三年赶超英美，砸了饭锅炼钢铁，吃千人大食堂，粮食亩产十万斤，最终导致了三年人灾天祸，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奇想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批得老百姓饿肚子，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现在想起来就感到可笑，但那时却斗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当然，我这里并非一概反对执政者忽发奇想，但这奇想总要建筑在科学的论证之上的，否则便要祸国殃民了。只有执政者的权利完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奇想才会真正成为发明创造，才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总设计师忽发奇想，在中国的南海边轻轻画了一个圈儿，随即深圳、珠海、厦门等一批现代化城市出现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邓小平的这个圈与斯大林的那一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根本区别在于斯大林的横割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在为自己歌功颂德创造功绩。与此相反，邓小平的圈，首先圈起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忽然记起一首诗：佳思忽来，书能下酒。侠情一往，云可赠人。以书做肴下酒，以云当礼物赠人，这不过是肉食者的闲情逸致罢了，至于草食者们，他们渴望得到的是更多的实惠，谁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就拥护谁，就跟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