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军军事法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摘要】抗战时期是人民军队法制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对于现在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对这一时期我军的军事法进行研究，旨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发展和我军战斗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关键词】抗日战争；军事法；基本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获得极大提升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在对敌作战中发挥顽强的战斗精神，主力军和地方军由抗战开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最后胜利时的约132万人。这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的重大发展。对这一时期军事法制建设中的基本特点进行总结，对提升我军战斗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思想作指导，确保我军战斗力提升法制保障的正确方向
　　从红军时期开始，共产党人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人民军队也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更加强调党对新四军、八路军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为提升人民军队战斗力和相关法制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指导。只有实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分析和认识政治军事形势，军事立法活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为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继承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法制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军事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军事立法、司法实践中注意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从抗战实际出发，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和军队抗日斗争的根本任务，在苏区军事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推进了我军法制建设。
　　（二）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建军立法原则，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建军方针，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力量、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才能将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是我军提升战斗力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方法。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建军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并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
　　（三）坚持扎实推进政治工作，确保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人民利益打胜仗的政治方向。军队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党实现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和基本途径之一。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使之成为实现党的抗战路线、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规定，始终坚持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在基层、落到实处。
　　二、弘扬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突出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法制保障
　　（一）突出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力量发展直接提升战斗力的法制保障。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战斗力的构成要素中，即使是现代战争，人在战斗中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抗战时期通过提升军心士气、扩大兵源、推行奖惩等政策制度，充分调动了人在战争中能起到的巨大作用，对战斗力提高起到决定性影响。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顽强的战斗精神。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巨大的胜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广大官兵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全民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捍卫中国主权，广大官兵将爱国主义精神带到战场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既使面对数倍的敌人，面对敌人优良的装备和补给，人民军队发挥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和不惧牺牲、勇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亮剑精神，这样高涨的军心士气，使人民军队发挥出了数倍的战斗力，这也正是我军军事法制建设所要发挥的重要导向作用。
　　坚持爱国统一战线，注重人民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充分动员了全民族的力量，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有利于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有利于团结全民族爱国武装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重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抗战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战争当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一系列的动员法规和文件，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十分重视兵役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这些军事法制内容主要集中在动员全民族武装抗战、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的发展、实行兵役与参战的动员、充实抗日武装、发展与健全人民自卫军。
　　（二）重视打胜仗、缴获敌人武器提升战斗力的法制保障。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军建军时间短、并一直被国民党围剿，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与缺失，抗战爆发后，国共重新合作，蒋介石政府只供给4。5万人的军饷，而且还逐年下降，部队生活艰苦，有赖群众慰劳、部队募捐以及进行营利生产。1940年11月起，蒋介石政府停止了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十分重视军事装备和后勤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装备、后勤的法律制度，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使人民军队的供应保障更加有序。
　　结合实际，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通过对这一时期我军自主研制武器装备的法律规定研究不难得出，一方面，应认清现有的兵工技术水平，结合实战化和我军战术战法需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政策法规，如这一时期的以修理机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为基本方针的军事法制规定，在当时维持了战时的需求，并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战斗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法律完善人才培养体制，积极培养技术人才，努力学习前沿技术、掌握先进装备制造能力，力求突破。
　　合理调配，充分利用有利资源。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0年10月，国共重新合作抗战，蒋介石政府每年供给4。5万人的军饷，虽然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军的武器装备问题，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抗战初期我军武器装备的缺失，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党内的一批爱国军官，能够在民族危亡的大局下一定程度地对人民军队进行帮助，包括变相的赠送武器装备，传授装备的制造、修缮、保养技术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资源，并将优良装备优先保障攻坚部队，有利于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力。
　　以战养战，消灭敌人充实自己。《游击队歌》中有句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日军虽然参战人数远少于中国军队，但是其凭借优良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后勤保障在抗战初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我军通过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不断地充实自身，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同时制定了一切缴获要归公等的政策制度，由各区域战斗编制的总部依照需要对其进行分配，有力保障了作战单位的后勤供给，确保了战斗力的提高，一步步蚕食敌人、消灭敌人，为抗战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三、重视在抗日作战中不断总结提升我军战斗力的经验，并把成熟经验上升为相应的法制保障
　　早在全国抗战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战斗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创办军校培养抗日干部。因而，全国抗战开始后，尽管面临着极其困难的条件，人民军队仍然十分注重开展人与武器装备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一）注重训练和实战相结合，更加注重实战经验总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平时的训练中更加注重靠近实战化，以提前做好战争准备，在战争中更加注重对经验进行总结，对弱项进行补差训练，为接下来的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二）注重内部、外部经验交流，学习借鉴先进战术战法。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十分注重对战争经验的交流与学习，一方面在人民军队内部创造机会，让在战斗一线的军事指挥官之间开展交流，另一方面，加强和国民党爱国将领以及外国帮扶中国抗战的人士交流，吸收他们带来的先进战术和战斗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应用到人民军队的战斗中。
　　（三）重视军校教育开展和对指挥人才的培养。中共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了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首的一大批指挥和专业技术院校，这些人民军队院校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办学经验，包括实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采取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的教学原则，探索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正是由于抗大等军事院校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院校教育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充分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和学员的主体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为抗战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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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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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徐勇。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J〕。历史教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