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研究

　　【摘要】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指标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构建了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三大系统协同发展评价模型的引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赋予了指标的权重，并以长株潭三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经济与资源得分值总体上是上升的，特别是三市经济系统的得分值；三市环境子系统得分值曲折上升；三市资源子系统得分值中长沙与株洲明显上升，但是湘潭市的起落较大；长沙市正要走向良好协同；株洲正走向初级协同；湘潭市正走向基本协同。三市各自都面临有较突出的问题。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寻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新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实现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与资源的高度协同发展。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与资源；协同；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超过8，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长株潭三市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要素聚集能力最强、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和城市群i。然而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对当前两型社会的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探究其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的关系，旨在为当前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以及其它城市群、地区经济与资源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背景
　　国外对于经济与资源的协同发展研究较早，一般认为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研究重点偏重于经济发展。KonstantionBithas和PeterNijkamp论述了在不确定信息下利用专家知识系统进行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建模方法。Norgaad倡导协同发展理论，他认为通过反馈循环在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可以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Boulding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是福利型与休养生息型。此外，Mishan、Ikeda、BeckermanWilfred等也对经济与资源的协同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从而使国外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基础理论。
　　三、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的内涵以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的内涵
　　一般认为发展是指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协同是多个系统或要素保持健康发展的保证。协同发展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中诸要素和谐的、合理的、使总效益最优的发展。参考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构造如下城市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程度的计算公式：
　　其中，C为城市内部经济与资源的协同度，f（x）为资源系统评价值，f（y）为环境系统评价值，f（z）为经济系统评价值，k为调节系数，一般取k2，由此得出0c1，即协同度c值越大，表明城市群三大系统间越协同。
　　（二）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借鉴其它学者的研究，并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情况，遵循指标建立的科学性、简洁性、代表性等原則，选取包括资源拥有量、资源利用量、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经济总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8个二级指标以及耕地面积（0。05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0。056）、粮食作物播种面积（0。042）、园林绿地面积（0。05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56）、万元工业GDP废水排放量（0。051）、万元工业GDP二氧化硫排放量（0。06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0。05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0。059）、污水处理率（0。06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0。059）、国内生产总值（0。050）、人均GDP（0。05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0。048）、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04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0。058）、资金利税率（0。039）、产值利税（0。048）、GDP增长率（0。055）19个三级指标（权重）。
　　四、长株潭城市群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程度测定
　　根据选取的指标，查阅20122017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长株潭三市统计年鉴，得到指标的原始数据。在得到原始数据后，对于变量因子赋予不同的权重最为重要，权重赋予的大小及正确与否，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
　　利用SPSS17。0社会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后，根据解释方差的贡献率，提取主成分。本文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同时得到主成分的得分系数矩阵。
　　因子i在m个主成分中的系数与各主成分方差解释贡献率之积求和后，取其绝对值，得到一向量，将其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该因子的权重。例如，因子X1的权重计算方法为：wx10。080。582360。0510。147540。1560。142440。0150。058420。051，同理可得：wx20。056，wx30。042wz80。055。归一化后，得到各因子的权重。将因子权重与标准化的数值相乘后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以2011年长沙市资源子系统分值计算为例，f0。0511。39510。0561。29340。0420。28550。0510。8590。03416，其它类推，由此可以得到长株潭三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各个子系统的得分值。
　　长沙资源、环境、经济三个系统的分支在20112016年逐年呈增长趋势，在2013年，仅有资源为负（0。088），并且经过测算，其几年来三大系统的得分分值增速接近，约为32株洲于长沙相类似，但是增长更为缓慢，并且资源与环境得分值较低，形势相对严峻，并且在2013年，仍有资源和经济得分值为负，分别为0。153（负增长）和0。006。湘潭则是三个城市中2011年得分值最低的城市，并且直到2017年资源系统得分值仍然为负，并且三大系统没有呈现共同增长，而是此消彼长。
　　将三市各个子系统的得分值代入公式，得到长株潭三市20112016年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程度评价值。
　　五、长株潭城市群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分析
　　长沙市自2011年以来，其协同度得分都大于0。4，处于从调和到基本协同、初级协同、中级协同再到良好协同的发展过程之中；株洲市与湘潭市情况不容乐观，株洲市20112015年均为失调，2016年才达到初级协同的程度；湘潭市大多数年份处于不协同的状态，只有2013年达到了基本协同的程度。由此看出，长株潭三市三大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除长沙可以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外，其它两市协同发展程度过低，势必影响其城市长株潭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
　　株洲市的不协同问题主要出在资源系统上，其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都是稳步增长，而资源系统在20122013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并且在之后几年中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湘潭市资源系统在20122013、20152016年均出现了负增长，衰退程度相较于株洲在20122013年期间轻一些，但对三大系统的协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和阻碍，而其环境系统在20122013、20142015也出现了负增长，且幅度较大，相比之下，经济系统则呈现逐年增加，可以说明，湘潭的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资源与环境。
　　六、建议与对策
　　文章在建立城市群经济与资源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因子赋予了比较客观的权重，从而计算出长株潭三城市资源环境经济各系统的评价值以及三大系统发展的协同度。从结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三市都面临着各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前，长株潭三市增长步调不统一，经济、资源、环境并没有出现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分化严重，各城市内部分化也较为严重。長沙协同效应最好，株洲次之，湘潭最差。长株潭三市面临着产业结构雷同化严重、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能力不强、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当前的主要工作是优化产业结构，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信息化进程，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路子，借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要探寻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加大对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扶植力度，完善产业体系；加强长株潭三城市产业的分工协作，营造产业竞争优势，实施错位发展；进一步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完善长株潭城市群科技创新。
　　同时，三个城市也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尤以湘潭的资源与环境改善最为重要，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资源与环境系统是可以伴随经济共同成长的。历史的种种案例表明，此消彼长的经济模式是无法走远的。希望长株潭能把最近两年的良好协同发展势头保持，实现全面发展、协同发展。
　　注释：
　　i引自湖南统计信息网。http：www。hntj。gov。cngigbglgb201831。
　　【参考文献】
　　〔1〕NijkampP，BithasK。EnvironmentalEconomicModelingWithSemanticInsufficiencyandFactualUncertainty〔J〕。JournalofEnvironmentalSystems，1966，25（2）：225231。
　　〔2〕NorgaardRB。Economicindicatorsofresourcescarcity：Acriticalessay〔J〕。JournalofEnvironmentalEManagement，1990，19（1）：1925。
　　〔3〕BouldingKE。Theeconomicsofthecomingspaceshipearth〔J〕。EnvironmentalQuatityinAGrouting，1966，58（4）：947957。
　　〔4〕SugdenAM。Thecostofeconomicgrowth〔J〕。Science，2014，345（6198）：783783。
　　〔5〕ManguwardK。InDefenseofEconomicGrowth〔J〕。2010。
　　〔6〕王锋，傅利芳，秦豫徽，等。省域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协调度的时空差异与趋势预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6）：1527。
　　〔7〕石培基，杨中标，程红芳。甘肃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22（2）：2630。
　　〔8〕王辉，姜斌。沿海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6，20（5）：1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