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镇戍军兴衰考论

　　元代镇戍军的统率系统，倾于地方分权，与汉族王朝时代的制度稍异。汉族王朝时代，或由中央政府直接统率各地驻军，或将地方军政之权分开。
　　元代除屯驻黄河流域及其他各地区的蒙古军直辖于枢密院外，分驻各省之汉军及新附军等皆归各行中书省管率指挥；换言之，各省军政之权合一。一、镇戍的组织
　　元代初期曾施行各省军政分立之制，政属行中书省，军属行枢密院。但行枢密院为一临时性的设置：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省。
　　1273年行枢密院初设于邻接宋境的地域，用以指挥伐宋军事。翌年，立行中书省，废行院。平宋以后，1285年为镇压叛乱，南方四省各置行院主其事；1294年乱平，又废行院。
　　此后，虽不时建置行院以应变，却从未成为常设机构（唯一的例外为设于外蒙的岭北行枢密院，1329年设，存续达三十九年之久），设置行院的理由为：盖欲养兵力，分省权，而免横役。
　　而其结果则为：兵民政分，势不相营，奸寇伺发，溪峒以哄。在异族王朝如元代统治下，各地政军必须紧密合作，就地作迅速决策及行动；
　　如无行政长官的合作，军事统帅便难以有效地敝平叛乱，维持治安；这当为元代置军权于行中书省之手的理由。
　　此一制度虽曾受到主张中央集权之汉族官吏如程钜夫等之批评。但因元代政权的性质与唐宋不同，异族统治者觉得地方分权制更便于统治不靖的地方，故始终未改此一制度。
　　此外，因各行省仅丞相或平章二官可知兵事，丞相或平章多由蒙古人、偶以色目人充之；即使此二职无人充任，汉人居次位者亦不能指挥军事。
　　所以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由种族控制之利来弥补行中书省之下，设有都镇抚司协赞行省官员主持军事。
　　都镇抚司的长官都镇抚皆由枢密院直接任命。另在万户之下设有镇抚，千户之下设弹压，百户之下设军司，皆直属都镇抚司；
　　另一安全措施为自镇抚至军司皆有二员，一以蒙古人充，一以汉人充，这种表示种族平衡而实则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清代要职满汉各半相似。
　　至于镇戍军统率将领的种族成份，蒙古军自以蒙古人担任，汉军及新附军将领则多为汉人、南人，担任监督之责的达鲁花赤则尽由蒙古及色目人担任。
　　自弹压及千户以上皆须三年一转，这和汉族王朝时代并无不同，意在阻止将领私有其军或与当地豪族建立紧密联系。二、镇戍军士的轮戍制及其对军户经济的影响
　　元代各镇戍的士卒，除了镇守黄河流域的蒙古军即营以家外，其他各地的军士都是岁时践更。
　　这些军士的戍守地点皆非彼等征发所自或其家庭所在的州县。管理征发士卒及军户的机构称作奥鲁。
　　服役地点非奥鲁所在地，更期长短因戍地而异。戍守内地各省，依1300年规定，是每更二年。
　　戍守边远各地如两广海南及四川，依1283年规定为每更三年，实际上常是一岁更役，显然因南方瘴疠盛行，北人无法适应。
　　戍守蒙古者更期最长，盖因旅途需时甚久；1293年定为三年；1302年展至六年。实际上，士卒多是久戍不得更代。
　　1317年仁宗出巡，发现有卫士戍守边镇达十五年，以致衣服敝旧者。戍卒的经济负担甚重。依规定：
　　新附军人正身每月受米六斗，盐一斤，家眷每人米四斤；而蒙古汉军只有本人月受米五斗，盐一斤，家小皆无盐粮。
　　其待遇之差别并非出于元室有意优遇新附军，实因新附军无贴军户及赡军地四顷以协助气力。
　　故除新附军外，士卒之家小开支皆须自筹，士卒出戍皆须自置行装。据宋濂说：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给其衣装，谓之‘封椿钱’。
　　其他开支亦大。大德五年（1301）某监察御史指出：屯戍征进军人久服劳苦，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捕出征，万死一生；所需盘费、鞍马、器仗，比之其他差役尤重。
　　换句话说，军人虽可免四顷地税及不担负差役，但其出戍时的负担实超过一般民户的付税当差。
　　大德四年（1300），王忱指出：士卒出戍外省所需约一千贯；据他说，此数非四顷田土所能供给。如出戍北边或西北边，所费自然更重。
　　大德七年（1303）时之估计，拨往和林之侍卫军，仅其起发所费，即需八十锭，故军户唯有售田以行，以致往日军户地有曾至三十二顷，今皆消乏破散，不可胜数，中等人家庄田废尽，现今乞乞为生者处处有之。
　　同年，同金枢密院事千奴于一奏议中指出：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驼鞍马之费，皆其自办。每行必需田产，甚则卖妻子。
　　由此可见，至十四世纪初，镇戍的重担已使军户物力衰竭。自此以往，士卒军前逃亡，军户弃业出走，或更改户计以免应役之例，日多一日。
　　此一情势，加上其他因素，不仅促使军户制度的崩溃，也加速了镇戍制度的瓦解。三、镇戍制度的恶化及其瓦解
　　镇戍制度之恶化为一逐渐过程，此一过程于1350年淮河流域香军起义，元军崩坏时，达于顶点，镇戍的瓦解自与元代军事制度衰坏的一般因素如军官的腐败及军户的衰竭相关，这些因素将在另文中述及过多，此处只拟讨论镇戍制度本身的衰败过程。
　　镇戍制度衰败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经理不当及移置失所。若欲维持镇戍之效率，军队必须不断地作有计划地调动以适应新的军事情况。
　　此种调动，且须从全国及地方两方面着眼，又须有干练之军官管理镇戍之行政，统率戍卒，俾使轮戍制度运作不息，否则必至行伍乏卒，戍所无人，整个制度必致失去机能。
　　1291年，江淮行省已发现置戍失宜之情况。1297年中书省臣奏，沿江原设三十一翼军，仅存一二。
　　1311年，江浙省臣又指出：由于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以致海寇出没，故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退。
　　由此可知，原设之戍所包括设在最重要的扬子三角洲及淮河流域者在内或者未能善加维持，或多被弃置，主要乃因行省及地方将吏之无能及疏忽所致。
　　自1308年起，宫廷内争不绝，元室注意力集中于两都，对各省事务浙至疏忽，屯戍失所之事自然日益恶化。
　　第二原因乃为军队多未实补，戍所渐成空壳。依原制，凡遇军士逃亡、病死或战殁，统兵官应遣人至该卒原属之奥鲁取人代之。
　　但或因军官贪吃空额之关系，多未补实。大德三年（1299），便已发现江南军数多缺，官吏因而作弊。
　　虽然累次下令禁饬，由于军官之腐化及无能，军数多缺的情形反日甚一日。复由于军户非贫即逃，即使军官欲实补空额，亦有无兵可补之苦。
　　1345年，可能因军户制已经名存实亡，负责征集军士、管理军户及士兵补给之诸军奥鲁便被取消。此后整个轮戍制度似已废弃不行。
　　《明太祖实录》中记有太祖所叙一故事，最能描述元代末期戍所有名无实的情形：朕（太祖）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兵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其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
　　从一般情形判断，此一故事所叙并非孤例，它反映了元季军队已不能适当地补充足额，而所谓镇戍军不过躯壳犹在而已。
　　镇戍军衰败以后，自不能如世祖时代一样地随时镇压叛乱。1330年代叛乱次数的增加足以反映出镇成制度已不甚有效。
　　至1340年代，此一情形更加恶化，镇戍部队甚至已不能粒平小型的叛乱。至正六年（1346），一伙仅四十人之众的所谓骑贼，纵横运河之上，掳掠了三百艘运粮船，元军无法对付。
　　发生于翌年的另一事件也反映出元军的无能。据陶宗仪的记载：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南京附近）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
　　朝廷召募槎徒朱陈，率其党羽，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由此可见，在1350年代，大革命爆发前夕，元军已完全不能维持地方秩序。因而，1351年白莲会起事于淮河及汉水流域，攻城夺寨，未遇到镇戍军的抵御。
　　自此以后，直至1368年元室被逐为止，元廷初靠京师的禁卫军以讨叛军，以后则仰赖所谓义兵；
　　这些义兵半为以保卫乡里为动机的民兵，半为面临绝境的元廷所雇用的募兵。所谓镇戍军早已烟消云散了。
　　参考文献：吴廷煲《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二十五史补编》胡祗遹《紫山先生大全文集》《三怡堂丛书》卷二二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