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的阵痛乡村学子为何成了牺牲品？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创举，他的一些考试思想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了今天，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受科举影响而形成的。
　　他在调节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意味着他需要牢牢地被统治者掌控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当然社会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科举制从创立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必然不是由某个人决定，而是由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劳动决定的，比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制度就不得不随之变更。
　　所以科举制作为新事物带来了繁荣，但它会随时间推移变成旧事物，它的废除和出现一样都有其必要性，那么在它创立之前社会是什么情况？创立的条件有哪些？它持续了近千年又为何走向终点？它的变动必然带给社会各个阶层以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为何乡村学子成了牺牲品呢？一、传奇历史，由科举起
　　一个国家长久之计在于教育和人才的利用，古今中外不外如是。春秋时期的《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选贤与能被放在首要位置。
　　1。自古至今，都要考试
　　各朝代选拔人才的方式经过了两千多年漫长的演变历程。周朝的世卿世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军功授爵，汉武帝于公元前134年开始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教育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更新，有教育就会有考试，因此，科举制度必然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矍然而起。
　　2。科举取士，传统文化血脉未断
　　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家又实现了大一统。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又增建了进士科。科举制度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延续千年。
　　科举最开始考察范围相当广泛，比如唐宋时期：唐代考试内容除了经书，也就是语文为主之外，数学（明算）和法律（明法）都涉猎，武则天时期还增加武科，类似今天高考设置的体育高水平运动员；到了宋代，分省试和殿试，诗赋、经义、论、策为省试必考内容，而且书院在宋代发展兴盛，中国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承担一定的为科举培养文人的责任。
　　科举制给予了充分的制度化支撑，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基石，使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与文学血浓于水，唐代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近千年的灿烂文明中，浩如烟海的诗词典籍，今天我们仍然自由自在地徜徉其中，科举制功不可没。
　　凡是关于教育必然要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设置考试科目也好，规定考试内容也好，都无外乎维护阶级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国家。可后来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分分合合，朝代更换，矛盾愈演愈烈，明清统治者采取的手段也越来越走极端，最终局限于八股文，思想控制和压迫，像紧箍咒一般，只是咒语并不能被统治者掌控，有从中突围而出的反叛者如李贽、顾炎武、。二、千年兴衰，末路亡羊
　　1。花开生两面
　　事物本身具有两面性。科举必须与政治紧密相连，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盛世背后，思想僵化，李贽说：大抵今之学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学。名利太重，舍本逐末，人欲被天理压抑扭曲；科举中女性被自动排斥在外，《女驸马》中经典唱段：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故事有另外的天地和结局，但现实始终积重难返，选拔优秀的人才并不全面；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考试内容和形式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已经不能发挥原来的强大的功能。
　　2。行到水穷处
　　根本在于小农经济已经落后于时代；经济落后使得国家在民族危机面前有气无力，清政府的统治命数无几，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加上国外基督教的传入，本就千疮百孔的承载千年思想教育的科举制也需要动动手术了。三、乡村学子的困境
　　1905年9月20日，清政府的一则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终于在近代历史的刑场上被成功断头，成为了闪耀在历史长河里的记忆。在正式文件颁发宣布之前，肯定费了吃掉它的主废派和不吃它的主留派的很多口水。
　　科举制像案板上的鱼肉，都想跳起来在死前啰嗦一嘴你们到底吃还是不吃，给个痛快的死法，要死的事物反正都要死的，死前清醒地活着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呀！废除科举制的影响，历史课本上大多说的是有利的方面，历史的车轮就是得不断向前，可是我们似乎没怎么想到，科举制废除后对某部分人，比如乡村学子，产生的影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还是落红非无情，化泥更护花。
　　1。孜孜以求，价值实现
　　科举简直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最佳途径，馆财也无疑会成为读书人的梦魇，比如《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暮年中个举人，高兴得像个四五十岁得孩子，家徒四壁还在汲汲于功名，死前惦记着节省烛油。
　　为什么一个考试制度而已，它的变动却牵动着社会生活的每一处关节？答案是，科举从来不是单纯的考试制度而已，它敏感的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帮助封建统治者们掌控着整个国家的前途，无形中将经济、文化、社会等每个领域的信息收集和整合起来，供给给政治权力这一核心本体。
　　引用自《论语子张》的一句学而优则仕都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口头禅了，但很多人不知晓其前一句仕而优则学，两句整体来看，老祖宗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终身学习的理念工作有余就学习，学习的东西要用来具体的工作与实践，哲学上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不过这句话慢慢异化为科举考试求仕上进，士，尤其是底层寒士，诸如乡村学子，功名利禄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罢，从政的生涯路径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就连作者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屡屡被科举拒之门外的那种愤懑之情可见一斑。
　　回头看诗仙李白亦是如此，都无疑被科举这一实现人生理想（或欲望）的进身阶梯（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理想，而是现实追求啊）甚至救命稻草折磨得此生有遗憾，大抵他们后来释怀了，此处先按下不表。
　　科举能将儒家入世之现实思想与人的原始欲望贯通，能既富且仁，也是科举受人追捧的不二法门。
　　但人的欲望得以实现，拿王尔德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人生两大悲剧，第一想得到的没得到，第二想得到的得到了，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服从它，人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的，大可不必非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那些放弃初心的人们，因为往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2。乡村学子的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科举是妥善安置这种强大使命感的唯一的安全捷径，人性催促着人们获得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乡村学子饱受出身贫贱的自卑感和羞耻心的压抑，科举真是他们的天赐良机，显然他们对此抱有多么庞大的信仰与憧憬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而被剥夺了这种权力无疑是要了他们的命。
　　3。去往新天堂，山重水复
　　狄更斯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的开头一段将变革时代一般人的感受从心里面挖出来摆在跟前，看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像可以信仰一切，但一切又值得怀疑似乎立刻升入天堂，也可能很快坠下地狱。
　　乡村学子尤其是，眼睁睁大好前途，眼睁睁看他大厦将倾。他们付出时间和全副身家学习的东西一下子无用武之地，并且他们没法像官僚士绅阶层的子弟，可以利用职权和钱财去新式学堂读书或出国留学，即使有，也只是一两个，大多数乡村学子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他们既无法参与主废者集团与他们共谋变革大事，也无法作为反废者一员去形成什么实质性阻碍，对主废者造成什么赤裸裸的威胁，只能夹在其中，任由两方斗法，等命运的警钟像如来佛的神掌，等五指山压下来。
　　《大陆》记载湖南茶陵小学堂学生陈邦佐等五十三人，先后奏请情愿缴费应考，当地长官亲临学堂，晓以大义，激劝兼施，但也同情感慨，今科举既未遽停，士子不免争趋捷径，似此因循暴弃，学生永无毕业之期，经费不免掷于虚无。卑取责司教养，蒿目时艰，观此情形，不禁为之浩叹。
　　4。信仰何从，方向未知
　　传统乡村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元化、体系化的存在。科举既然被废，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也基本不复存在，但乡村社会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政权持有者将统治思想强行凌驾于大众信仰之上。
　　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便跌落神坛，信仰的载体被谋杀了，其他宗教信仰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冲击，新的信仰肯定不能迅速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竞争运动，围绕儒家思想社会秩序的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
　　乡村学子突破阶层的屏障，只能通过寒窗的苦读，有些成为教书先生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依然受到认可和尊重，但科举废了之后，这些都是泡影。清末乃至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信仰沦陷之后，价值观念无从谈起。
　　5。无学可上
　　华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
　　旧私塾先生教的都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老师教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论。
　　科举被废，新学堂的建立需要资金和老师支持。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一变。
　　民国时期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乡村师范教育：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
　　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民国1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乡村没有普遍建立新学堂，乡村教育风烛残年，传统士绅便去城市就读和谋生，也带走了乡村的财富。
　　6。就业无门
　　科考时代，从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来看全国无差别对待，教学内容还不足以导致城乡脱节。但是新式学堂所学专业据统计，各类学堂有法政、医学、工业、商业和外国语等专业，专业不同，职业的选择不同，《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公务员、学生、律师、会计、医生、记者、邮务员、农人、商人、矿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农业这个职业被忽略。新式学堂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要培养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要在城市谋生，农村就业空间被极度压缩。
　　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18571943）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他在自述中写道：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道尽了当时乡村学子的困境。
　　废科举更重要的是掐断了乡村学子的谋生之路。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科举制作为谋生之途被废后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
　　7。经济的牺牲品
　　士绅移居后继续通过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将财富用于城市生活。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在三、四十年代70的农民是佃农，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产生的财富不能用于农业再生产，乡村经济恶性循环。据民国初年的考察，全体农户63，约22860万户农民，甚至连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都没有。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简直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半或一多半。
　　8。政治的牺牲品
　　科举废除对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带来的影响，乡村学子除了面临教育、经济和就业上困境，还面临政治困境。
　　第一，乡绅政治。传统中国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乡绅就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关键。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实际存在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县衙的职业化吏役，乡约地保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基层政权基本就是三者的互动。
　　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胥吏再传给乡约地保，他们处于最低级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完全不受重视，甚至不如牛马。运作程序就是，乡约地保接到衙门吏胥的公事得去请示乡绅，乡绅有一票否决权。所以，政治链条中乡绅是衙门到地方不可跨越的一节，科举废除之后，有些士绅为了谋生去往城市，乡村被分化出的劣绅掌控。
　　第二，科举回避制度规定，县官需非本省籍人士担任，且更换频繁：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到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平均任期从1。7年短到0。9年。事实是县官主政熟悉地方政情需要时间，劣绅自然凭借土地、声望、权力这三重优势在农村社会这个狼群中树立起头狼的形象。
　　由此可见，提倡废科举的都是些居住在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广大乡村学子，有劣绅这一阻挡，想向上陈言也苦于没有机会，乡村学子们眼前一定一片死寂。
　　教育、从业、经济、政治，身处人类社会，作为立身之本的根本保证都保不住，科举毫不犹豫地退出历史，乡村学子被挑选成了牺牲品，献祭给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慷慨陈词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