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礼议事件关于家系皇统道统的纷争

　　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帝朱厚照在南巡中失足落水染病，回京后病死于豹房，谥为武宗。
　　武宗无子，亦无兄弟。其父孝宗生二子，这时都已死去。嗣位君主必须从孝宗兄弟的子嗣中选择。由大学士杨廷和主持，得孝宗皇后即武宗之母张太后支持，决定以武宗遗诏名义立宪宗第四子（已故的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继位。
　　这位15岁的王子当时正在湖广安陆，从武宗驾崩到他到达北京继承皇位的大约四十来天期间，明朝陷于无在位君主的状态。
　　此间杨廷和借助张太后的支持，以武宗遗诏名义遣散由武宗亲信江彬控制的在京边兵和豹房番僧，以及少林寺僧，实行京师戒严，宣布废除武宗时期的一些弊政，稳定了局面。
　　朱厚熜即位后，改次年为嘉靖元年，颁布以革除武宗弊政为核心的即位诏书，其中包括平反武宗时期因谏诤被迫害的冤案，压缩皇室开支并招回外派搜刮的宦官，遣散武宗搜罗入宫的妇女，蠲免正德十五年底以前拖欠税粮等，一时仿佛中兴气象。
　　但是，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系统马上与嘉靖皇帝围绕皇统礼仪伦序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从嘉靖皇帝即位之后的第六天就开始，持续七年，其余波更延续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史称大礼议。
　　杨廷和主张为所后者为父母，嘉靖皇帝既然从孝宗一系继承皇位，当尊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尊本生母兴献王妃为皇叔母。
　　这个方案以维系孝宗皇帝以下的皇统为根本，在家系上则嘉靖皇帝被纳入孝宗系而离开兴献王一系。在政治上，这意味着强调嘉靖皇帝必须改变家系而取得继位权，缺乏自己的独立性。
　　嘉靖皇帝不满，要求改议。杨廷和坚持原案。新进士张璁上疏，主张嘉靖皇帝继承的是祖宗的皇统而不是孝宗之嗣，不当把继统与继嗣纠缠一起。
　　张璁的奏疏为嘉靖皇帝谋求在皇统中的独立地位提供了礼法上的依据。但杨廷和一派仍旧阻止，并将张璁排挤到南京。是年九月，嘉靖皇帝本生母蒋氏至京，杨廷和等拟其以王妃之礼入宫。
　　嘉靖皇帝指定其母以皇太后之礼入宫，拜谒太庙，并要求加称父母为帝、后。杨廷和率百余朝臣以辞职力争。嘉靖皇帝只好仍称孝宗为皇考，称张太后为圣母，称自己的父母为本生父母，不加皇字。
　　此后嘉靖皇帝的旨意屡遭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和言官的格阻，对杨廷和益发不满。
　　嘉靖三年（1524），张璁等再次提出以孝宗为皇伯考，以兴献帝为皇考，以武宗为皇兄的主张。嘉靖皇帝遂诏张璁入京，形成一个反对杨廷和执政派官僚的政治集团，并听由杨廷和辞职而去。
　　杨廷和之子杨慎集朝臣200多人伏阙哭争。嘉靖皇帝下令逮捕134人，几天后廷杖之下死16人。是年九月，按张璁派主张，宣布以嘉靖本生父为皇考，本生母为圣母，孝宗为皇伯考，张璁派也就此掌握了朝中大权。
　　嘉靖七年（1528）编定《明伦大典》，对此事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历史结论。嘉靖帝生父被追封为睿宗献皇帝，衬祭太庙。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表面上是关于皇帝家族内宗法伦序的无谓之争，议礼朝臣中的两大派都有改革时弊的意愿，并非关于国家管理政策方针的斗争。
　　但考究其原委，可以看出明中叶政治历史变化的一些脉络和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些特征。
　　从中央政权体制角度来看，首辅杨廷和派的主张隐含了加强内阁为首的官僚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决策权力，限制皇权的倾向。这是基于武宗时代权力过大，皇帝玩嬉贪纵，导致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历史教训。
　　同时，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既包含对于君主权威的肯定，也通过三公论道等传统要求士大夫坚持以道统原则参与君主政治体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中国传统政治在君主制下保持一种公天下成分的基础。
　　在政治程序中，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行政系统首脑对于皇帝决策权力的制约权。这种制约权在明初废丞相和后来的厂卫特务政治发展中，被严重破坏。
　　杨廷和派在议礼中的立场，体现着这种道统独立传统的复萌。他们的议礼主张，强调皇统原则高于皇帝家系亲疏，表面上看漠视人情，从政治文化精神上说，却是对皇帝家族利益绝对性的抵制。
　　在议礼的过程中，杨廷和派也的确表现出了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的勇气。大礼议风波之后，嘉靖皇帝既实现了本人家系在皇统中的独立地位，也维持了皇帝在国家体制中的绝对权力。
　　以后的内阁沦为皇帝的工具，君主专制体制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后来嘉靖皇帝和在议礼中上台的张璁等人，虽然也推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如更定宗室政策、限制宦官权力等，但嘉请即位诏书中的许诺并没有认真实行。
　　嘉靖皇帝本人后来崇佞道教，任用贪渎权臣如严嵩等，搜刮社会财富，明朝的政治统治进一步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