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老师的教育实验和城市孩子聊脏话性别在乡村创新受挫

　　摘要：
　　语文课应该教给孩子什么？
　　老师冯军鹤的答案是对于文学的审美、批判力、想象力、共情心。为此，他在深圳一所国际学校做过一系列非传统的教育实践，设置主题课堂，通过文学作品和孩子谈论暴力、性别、脏话、城市等等，也让他们在阅读中了解政治、人性和命运。
　　这样的实践在他的另一段经验里很难展开。他曾在云南一个封闭的村庄支教过两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信息鸿沟是天然的障碍，成绩改变命运的观念，更像枷锁一般牢固。尽管尝试用阅读、夏令营、音乐打开孩子们的世界，应试束缚始终如影随形，这位年轻老师感到受挫，一度离开了教育行业。
　　他是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人，从乡村考入清华大学。这样的经历在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后，暴露出留在他身上的阴影。他试图在教育实践中带来一些改变，也时时陷入思考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应试教育的结构是否太牢固，让一些课堂创新实践只能在系统之外的空间展开？乡村教育除了和城市竞争之外，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
　　文魏晓涵编辑王一然
　　视频剪辑沙子涵
　　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脏话、性别和看不见的深圳
　　七年级学生杨星辰听到语文课要讨论脏话很意外，即使在这所深圳的私立国际学校，老师们也向来都避讳，更别说在课堂上直面它。而现在，语文老师冯军鹤让他们讲出来，教室里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气氛。
　　每句脏话都是一颗炸弹，激起哄堂大笑，有些字他们还不会写，由老师代替一句句写满黑板，有同学起哄大声读了出来，同班的廖则霖是读得尤其大声的那个，挺爽的，在课堂上肆意说脏话，像是把平时发泄不出来的全都发泄出来。
　　冯军鹤没有制止，让话题逐渐深入。你对脏话的看法是什么，你说脏话时，知道那些脏话实际所指的意思吗，台下越来越沉默，直到讨论进入到，脏话为什么和生殖器有关？很多字眼和女性相关？为什么总是牵扯到长辈？时，嬉闹和轻松消失了，满堂鸦雀无声。
　　那时才13岁的杨星辰第一次意识到，似乎少有脏话是女性作为（施暴）出发点的，突然冒出一点说不出的愧疚感。也有不同意见，涉及性别方面（的脏话），可能只是开玩笑。有同学说。
　　他记得向来温和的冯老师语气变得严肃，告诉他们，这背后涉及到性别偏见和暴力。他分享了现实案例诗人余秀华遭遇的家庭暴力；也让学生阅读了有关脏话的文学作品《南瓜灯博士》：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青春期男孩的故事。脏话作为禁忌，是他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方式，也是一种可怜的自我保护。
　　孩子们参加辩论赛，主题是‘996工作制度是否有利于公司发展
　　聊脏话激发了青春期孩子们的热情，课后其他班的学生来兴奋地打听，也被当成新鲜事回家分享。这是冯军鹤没想到的，这次讨论加入性别主题课顺理成章他常常在孩子们发给他的聊天记录截图中看到打码，得知老师不介意，那些马赛克下的脏话浮现，牛逼，他妈的，密集地出现在日常表达中。他想到脏话和性别的关联，也找到了合适的文学作品承载这个话题。
　　脏话只是性别主题课堂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也大方地谈论LGBT、促进性别平等提案。对在深圳这样的都市生活的孩子们，这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女孩们尤其感兴趣，到了性别课堂上，相对安静的女孩们情绪就激烈起来。
　　讲到提高女厕所比例，保障女性平等权利时，有男同学说，平等不就意味着数量一样吗？一个女孩非常生气地问：你去旅游的时候，没看到女厕所排这么长队吗？阅读材料中讲到同性恋被霸凌，有女孩表示不理解，现在社会不是已经很开放了吗？周围的女生都很喜欢同性恋男闺蜜，还喜欢看‘耽美’，怎么会有霸凌发生？
　　每个学期，冯军鹤和搭档都会上这样非传统的语文课。主题讨论由书本、电影作品延伸至社会和生活。他们谈论过异乡，在这个移民城市十分应景，许多学生家长就是来深圳打拼的异乡人。漂泊感在深圳常见，连孩子们也能隐约感受到，他们在课堂上讲到故乡
　　深圳不是我的故乡，就是我住的地方。爸妈的家乡才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可能一年只回去几次。但爷爷奶奶在那边。后来还有新深圳人身份的学生过年时聊起，老师真羡慕你，过年还能回家，我都没有老家。
　　深圳的课堂上
　　他们在文学和影像中感受地域的隔绝与断裂。冯军鹤带着学生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台湾的眷村，也看了电影《似水流年》，一个在香港生活的女性回家乡潮汕发生的故事；读了诗《边界望乡》，那是十年回不了故乡的诗人，在香港的边界落马洲用望远镜看深圳时的抒怀。
　　那时七年级学生杨星辰正在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整本书阅读也是冯老师的语文课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学期需要完成五本。
　　那本书太难了，杨星辰感觉全班几乎没人能读懂。但看不懂并不阻碍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冯军鹤让他们书写看不见的深圳，想象、重构在深圳的生活。
　　孩子们眼中的深圳有万象天地，一个繁华的购物中心；有人选择海边的县城，这座超级都市就是从小渔村发展来的；杨星辰写到了华强北，他总是听父母讲到来深圳打拼的不易，他们也是异乡人，从老家湖北到深圳奋斗，有了立足之地。
　　今年秋天，杨星辰即将在美国开始新的高中生活。尽管之前已经去过五次，这次的感受还是不同，可能会长达七八年时间在国外，马上就会体会到乡愁了。
　　这所国际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未来会升入国外的高中，或再过几年去国外读大学，完全避开公立学校教育和中高考竞争。这也是语文老师冯军鹤重回教育行业，来到这里的设想之一，在公立教育之外，尝试语文教育创新的可能性在他挫败于乡村教育之后。富孩子，穷孩子
　　四年前，冯军鹤来任职时还是学校初创期，阶层的印记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秩序井然的建筑和校园空间是意大利国宝级设计师伦佐皮亚诺的设计，学校里的家具都是国外进口的，一年的学费25到30万。家长们在课外为孩子投入马术，学帆船，钢琴等课程的成本能到好几万，既是探索个人兴趣，也可能是未来某个申请学校的重要砝码。
　　这些都让这位年轻老师感到震惊。入职培训时，学校给每个老师提供了五万额度，飞到瑞士进行，住宿的地点附近就是影星奥黛丽赫本结婚的地方。
　　来这里的孩子，有主动选择脱离公立教育的，也有在公立学校受挫了，换个环境疗伤。知识面很广的能谈论国际关系、政治、文学里很深刻的话题；也有一路从国际小学升上来的，很多汉字都不认识并不是所有国际学校都重视语文教育，申请出国时，中文没有那么重要。
　　经济条件没有决定学术能力，像识字、写作、阅读，有些可能比不上县城孩子。能力好的学生可以和公立学校最好的学生比，差的可能比公立学校最差的学生还要差。应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冯军鹤找到的答案是阅读，阅读极具包容性。同样的文本，有孩子可能读到十个点，有的读到三个，课堂上的聆听和发言都不是问题。
　　书目有《人鼠之间》讲美国梦的，也有用真实案例进行公民教育的社科作品，像《历史深处的忧虑》。在国际学校，更应该成为全球公民，不能带着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
　　初中生常常会给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他们讨论《活着》，有学生感叹福贵的小孩儿很快乐；也有学生讲到人在面对命运时，是没有反抗余地的，还有人提到古希腊悲剧，把美好东西摧毁给你看。
　　冯军鹤不会给标准答案，也不会对学生观点做评判，更多是理解。这让孩子们产生了信任感，许多自由的课堂讨论得以进行。邮件里偶尔会传来家长的疑问。有家长对张爱玲小说关于性的一些暗示担心，还有婚姻、爱情负面消极的内核，（可能对孩子太残忍了）。
　　深圳的学校帆船队合影
　　实际上，在课上讨论《金锁记》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有四五个学生主动提到了性。他意识到，对于生活在深圳的孩子们来说，信息足够丰富和提前，今天的环境早就不是纯净的环境了。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是《动物庄园》的讨论课。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权，延展到国家的体制，在深圳的课堂上都能讨论起来，甚至有孩子对苏联非常熟悉，他感到意外。后来从家长那里得知，家里的亲戚移民到世界各地，有在德国的、新加坡的等等，家庭聚会时自然就会聊到。
　　这样的讨论是奢侈的。很难想象在云南（山村学校）能讨论得起来，（这样的背景知识）一般社交网络上不会直接提供，他们基本不会接触到。九年前，冯军鹤刚刚大学毕业，被一张像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那样的海报吸引，作为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在云南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支教两年。
　　这个决定也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相关。冯军鹤在乡村长大，复读一年后进入清华大学。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高中生活，八千人的学校里，大家像蚂蚁一样为了学习忙碌，以至于后来班里90个人中他能记起的寥寥。复读的那一年像被嵌入到一块厚重的网格中，早读铃声响前的半个小时，在学校的小亭子里复习生物，午饭在10分钟到20分钟内解决，这也让他落下了胃炎。午休前学半小时英语，午休时间能完成一张数学试卷，休息时间大概15分钟。
　　他到现在还记得初二那本启蒙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后来也都是野生路子，遇到什么读什么，进入大学，他还记得作家格非的课堂，没有PPT，没有板书，自由的漫谈中充满了各种陌生文学篇目，他痛苦地发现身边一些同学读过了。他大一大二的假期几乎都在图书馆度过缺失蔓延成焦虑感，贯穿了整个大学时代。
　　农村变成了一个强烈的身份认知申请助学金时，班里只有三个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辩论赛上，在观众的注目之下，他发现自己的表达变得极差；十几个保送的同学有各种拿得出手的经历，他感到不自信，当时归咎于自己的农村出身。
　　他想，如果中学遇到一个懂阅读的语文老师，哪怕只提到一些书，会不会影响自己？或许自己能成为这样的老师，为山村里的孩子带来些文学感知和审美上的改变？
　　冯军鹤在给云南乡村的孩子们上语文课
　　支教的小学在一个封闭的彝族村庄，离最近县城50公里，环境糟糕得超出了他的生活经验：学校里没有澡堂，孩子们常常一周洗不了澡，到了周四周五宿舍里味道很重；超过一半是留守儿童，家长们情况复杂酗酒的父亲，二十出头离家出走的妈妈，还有用恶毒言语攻击孙女的奶奶。也大概是因为家庭缺失，孩子们在情感上有点依赖他，空闲时他在宿舍开着门做手擀面，孩子们就围在门口看着。
　　认知鸿沟始终存在，和山村的孩子们讨论LGBT？他们看到两个男孩抱在一起，就当成一种禁忌来开玩笑；至于性别意识，重男轻女是许多山村家庭顽固的恶疾。
　　但还有些能做的。冯军鹤筹款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摆了好几排两米出头的铁质书架，买来桌椅、软垫、地毯，还有彝族人编织的小圆凳子。也邀请校友来办过夏令营，给孩子们展示各种各样的乐器，课外和他们在山野间玩耍，他也带他们打篮球、做木工。我当时可能比较天真，觉得可以兼顾（成绩和审美上的提升）。
　　更多时候，他还是在为学生识字和成绩焦头烂额。课后抽一个小时给成绩特别差的孩子补课，孩子们一开始兴奋，后面开始分神，他有些泄气。更大的疑问在心中升腾，我有权利替他们做选择，探索一条可能会失败的道路吗？
　　时间的答案
　　离开乡村小学时，冯军鹤带着挫败感。图书馆建立起来了，每周多了节阅读课，给孩子们看电影，课外活动也在展开，却似乎丝毫没撼动原有的教育理念。考试压力始终如影随形，他接手的这个班乡里倒数第二，月考语文平均分七十多。他不得不重视成绩，感觉又陷入到了循环里：考试、补习、复习、背诵。
　　他感到无力，连身边的老师大多都不去图书馆有人觉得他的讲得太深，比如理性、独立，孩子们能理解吗？年纪大些的永远在跟他拉家常，介绍村子里是怎样的，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或在办公室打牌，有时候作业留给学生改。
　　结束支教后，他一度离开过教育行业，和许多学生失去了联络。偶尔听说学生近况，有人孩子已经三岁了，也有同龄的学生考上大学，走出了山村。前不久，一个叫鲁红梅的女孩联系他，说自己刚进入大学，看到室友在玩哈利波特手游，她想起了小学在图书馆读《哈利波特》的日子，也第一时间想到了冯老师。
　　高考结束后，鲁红梅突然想和冯老师聊聊未来。她不想结婚，也不想有固定工作，想在开满格桑花的地方开一间能唱歌的小酒馆。但老师和家长都希望她能有稳定工作。她觉得冯老师能理解她，记忆中他是自由的。
　　她也好奇，冯老师还在教书吗？他如果继续教下去，对在村里的学生，视野肯定不一样，会提前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她还能清晰地记得，九年前小山村里，冯老师带她们体验许多新鲜的第一次。第一次吃到炒洋葱、穿上碎花裙、收到清华大学的明信片，第一次知道课本外的书，第一次在夏令营接触口琴；也常常周日在老师的宿舍听他弹吉他；学校食堂的饭菜油多盐少，冯老师说要好好学习，好的大学饭菜会便宜。
　　云南乡村小学的图书馆
　　离开教育行业后，冯军鹤试过做剧本策划，办公室里疏离的人际关系让他不舒服，而学校能持续给他带来快乐。2019年，他又回到了深圳私立中学课堂上，对公立教育的打开过程我没有太多自信。
　　反而脱离应试压力之后，他看到了语文课的阅读、实践在孩子们身上带来的变化，无论是知识，还是对世界的认知。作文里不会写的空格和拼音消失了，想象力和思考在文字里闪光，他记得学生在主题课四季的反叛里，想象了一位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酋长，正在应对白人的文明入侵。
　　在深圳的尝试帮他重新建立了对教育的信心。孩子们很依赖他，这两年每天下班后都会收到消息：妈妈控制欲过强、青春期喜欢同性的秘密
　　对于这些城市的孩子，冯军鹤觉得语文教育在承担另一种使命。我更担心他们会不会滥用‘特权’因为阶级进入到二元区分的视角中，以‘乡村、贫困、不文明’这类标签看待所谓底层人群，从而产生排斥。
　　前不久在深圳，冯军鹤带着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机构。介绍的小片里，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父母在深圳打工的小女孩，最后独自拎着大箱子，坐火车离开深圳。我六年级的时候爸妈都不让我坐公交车。一个孩子坦诚分享初衷，参与公益或许能给他申请美国高中时加分，但介绍到流动儿童来深圳参观大学，觉得饭菜好吃时，他有点想流泪了，食堂的饭菜能有多好吃？可能他们平时吃得也不会太好。书本上讲述的苦难变得具象，他觉得自己应该在习惯的精英视角之外，理解不同人的生活，避免说出‘何不食肉糜’那样的话。
　　冯军鹤觉得，城市和乡村都需要优质的语文教育，目标也应该是一致的，比如流畅的表达，文学的审美、批判力、想象力、同情心。只是现实之下，乡村的教育实践更难展开。
　　如果再回到支教的那个村庄，冯军鹤大概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他想放弃成绩带来的压力，让语文教育回归到它的本质发掘人的价值。比如让孩子更多感受乡野的宝贵之处，接受自然教育，多去阅读、写作，那或许是乡村教育在应试环境下能开拓出的一些空间。
　　他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和孩子们在山里、河边度过的。他们一起在山洞中探险，在江边钓鱼，爬悬崖，摘菌子。孩子们科普哪个是牛肝菌、哪个是鸡纵菌，他们松弛和自信的状态感染了他。
　　云南乡村的孩子们
　　从（应试）体系出来到清华，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持续性的焦虑和自律。我总是失眠，在一种单向度的比较里，永远在反思自己不够好。孩子们（在山野中）熟悉和骄傲的状态让我反思，一个人到底要怎样肯定自己？突然意识到我也一样，也是特殊的。
　　但他不接受小镇做题家这样的标签，那像是对某些落后地区的想象在小镇没法跳出这个体系、只能接受的生活轨迹。降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孩子能处理好‘做题’和自我清醒的关系；而且这条路是有终点的，高考结束，他就有机会重新成长。
　　冯军鹤把对城乡教育的思考在演讲中做了分享。他曾一度感叹社会阶层对生活经验、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读了许多教育家对公立教育的思考和创造之后，他觉得可能并非阶层，而是原本的教育结构出了问题。公立教育体系是高度结构化、单一的，所以资本好像一个通行证，能让人离开这个结构。
　　曾经的学生鲁红梅看到了演讲，才知道冯老师比较关心他们的心理状况。乡村小孩有（物质）需要的一面，城市小孩父母工作忙，也会有生活中缺失的一面。
　　去年，冯军鹤辞职了，不用再为行政事务妥协，干眼症也能休息缓解，过上了更自由的生活：阅读、见朋友、做公开演讲和线上课、还有过一年分别在12个城市生活写作的突发奇想。
　　不过当下，他正在写一本书：一个理想化的课堂带领人是一个书店老板，没有老师的权威身份，来的孩子都是热爱阅读的，他们一起读书、分享观点，但老师从不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