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本是如何对民众强化军国主义思想的

　　在历史上的旧日本是个非常推崇军国主义的国家，曾经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山住正在其著述《教科书》中曾说道：在日本，教科书不仅被看做是对孩子们进行系统化教育的读物，同时也被当成带领孩子成长的火车头，更是日本教育的‘证据’日本战前就是在教室里面用教科书培养‘军国少年’的。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利用作文检查洗脑结果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内敏夫在《军国美谈与教科书》中对战前教科书的作用说得非常透彻：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可以概括称为‘军事教材’，把‘军国美谈’和‘战时佳话’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编写出来，宣传‘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教材首先以‘通俗教育’的名义进入日本学校的社会教育科目，然后不断地进行修订，成为一种思想道德的教材。看一看渡边哲彦在1936年编写的《军队教育的研究》，即可以知道旧日本军队在教科书的使用上慎之又慎，他们编写教科书的指导目标，就是要宣传日本军队和军事行为的正当性和永久性。
　　二战前日本陆军设有诸如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校等军校。日本海军也有海军兵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海军大学校等军校。这些学校给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就是一种洗脑的教科书。比如，陆军幼年学校国语教科书中有反映日俄战争时期军神乃木希典的课文《靖国神社》、有介绍海军战役的课文《水师营会见》，有记述军国主义家庭情感的课文《水兵之母》。
　　东京教育大教授篠田融回忆自己战前在陆军预科士官学校任教的时候，特别注重对学生写作文能力的培养。在他看来，首先让学生反复阅读国语、汉语、本邦史的教科书，然后在此基础上练习写作文，最可以看出学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承认，当时日本就是用这种模式，通过学生作文检查洗脑的结果。
　　考试更突出军国主义教育
　　有教科书，就要有考试。考试不仅是对教科书内容的一种复印性的重复，更是对教科书内容的一种思想性强化。进入到大正、昭和年间后，日本军人势力变得越发强大，被称作军队干部培训摇篮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在重视教科书的同时，还在入学考试里增添了许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国粹色彩的问题。
　　1920年，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陆军士官学校变成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同年，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入学考试的读解题里，就出现这样的内容观察东洋大势，邻邦支那不断发生内乱，国势不振，波斯、暹罗在苟延残喘地维持着独立，但早晚都会像印度、西伯利亚等一样，被他国侵略。立于此间，应该由谁来维持东洋和平，为世界文明做贡献呢？这里，无疑是暗示学生们回答日本。许多参与指挥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干部，都是该校毕业的学生，包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陆军元帅寺内寿一、日本首相小矶国昭、陆军大臣杉山元等。
　　1937年，陆军预科士兵学校的入学考试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战争开端，是在中国奉天发生的满洲事变。在事变当时，满洲势力最大的人是谁？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我军奋起的理由是什么？在同年发行的《陆军士官学校》一书中，该问题被作为模拟题选入其中，并且列出最佳答案。势力最大的人自然是张学良，事发时间是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军奋起的理由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条约上，我国在满洲都享有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但是支那将满洲作为自己的领土，把我国应该享有的特殊权力和利益，说成是侵略领土、破坏主权，而且对条约视而不见，妨碍我国人在满洲租借土地，自由居住，蹂躏我国在森林、矿业上的诸多权利等，为了拥护国权，我皇军一跃而起。
　　显然，这种答案就是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一事正当化，并且让未来的军队干部候选人在入学前就把正确答案背下来。同时，也是鼓励这些人日后在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上大肆杀戮。陆军士官学校的试题如此，海军兵学校的入学试题也是如此。在1921年的入学考试历史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请简明阐述一下朝鲜、台湾、桦太、关东州以及南洋群岛，是如何纳入我国政府统治下的。这段时期日本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有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的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首相米内光政以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战后日本逃避近现代史教育
　　战前日本学校特别是军校注重通过教科书以及作文、考试等给学生培养军国主义精神，那么战后呢？一名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日本国会议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战后日本教科书上虽然有近现代史内容，但老师基本不会在课堂上讲授。通常在长篇大套讲完古代史以后，便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让学生自学近现代史内容。日本每年高考的试题里面几乎没有近现代史内容，理由是里面有很多是没有定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本过去侵略外国的历史，日本教育界正在从不讲不考转向教科书的删除，试图抹掉这段历史，这同样也是一种洗脑。
　　2014年春季，数研出版社在新出版的教科书中删除有关随军慰安妇强征等字眼。表面上看，在修改教科书问题上，似乎是出版社主动，政府被动。事实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4年1月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适度体现政府官方主张。教科书出版社可在发现错误或事实产生变化时向文部科学省申请修改教科书内容。正因为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数研出版才首先站出来，一方面是回应政府的号召，另一方面是给业内的同行做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