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波世界体系与创新范式中国如何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

　　邵宇陈达飞
　　中美关系近两年备受关注，在诸多方面各方都已经形成了共识，但竞争博弈的结局富有争议性。当靠事物太近的时候，反而很难看清楚其面貌，使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还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困境和利率下行问题。创新扩散是康波形成的原因
　　康波被用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现象，周期一般是40年至6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将其作为一个经验规律描述出来，但他本人并未解释这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充实了康波的内容，为理解康波打开了一扇门。然而熊彼特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康波为什么是40至60年？
　　全球GDP增速每4060年就会出现一个拐点，它对应的就是康波的拐点（图1）。
　　理解康波的形态，关键就在于理解创新扩散的逻辑。创新的扩散遵循简单的S型曲线模式。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及研究创新演化路径的日本经济学家弘冈正明（Hirooka）先后发现，技术扩散轨道的S型特征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将技术扩散普遍性特征称为创新的范式（图2）。
　　创新的范式背后是人观念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模式的转变，这是康波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每种创新扩散的速度都遵循着慢快慢的节奏，早期采用者的数量一般较少，他们惯于打破常规，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和新的想法；一段时间后，扩散进入起飞阶段，速度开始加快；后期采用者逐渐接受，此时，市场趋于饱和，整个过程也将进入终结（图3）。创新扩散的速度与产业发展的速度是对应的，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越快，产业增加值越高，GDP增速越快，一旦市场饱和，增速就会慢下来。
　　值得强调的是，图3中3条创新曲线有相同的起点，最终也大致收敛到同一个终点。它代表的是由某一个基础性创新衍生出来的创新族。在大多数康波中，基础性创新可能会超过一个，从而呈现出多个创新族交错演进的结构。
　　那么，康波为什么是4060年？康波的长度是由创新扩散的速度决定的，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显示，基础性创新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创新集群的扩散所需的时间区间为4060年。之所以需要这么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创新扩散的速度是由各种阻力决定的，创新是勇敢者的游戏，在创新蜂聚现象出现之前，需要克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等各类社会阻力，既得利益者势力越大，阻力就越大，完成扩散的周期就越长。
　　第二，创新关系到世界观的改变，而人类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举个例子，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脑键盘？QWERTY键盘在1873年就诞生了，一直使用至今，但实际上，它有许多缺点；1932年，华盛顿大学德沃夏克教授研发了另一种键盘，试验证明打字效率相较QWERTY有相当大的提高，但至今仍未被广泛采用。图1：全球GDP增速
　　图2：创新扩散的S型曲线
　　图3：创新的范式与康波的形成
　　第三，创新只有转变成工业增加值才能影响康波的形态。罗杰斯将创新过程分6个步骤？需求问题、研究（基础和应用）、发展（再创新）、商业化、扩散应用和结果，创新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大规模商业生产，并影响康波形态。世界正处在新一轮康波的起点
　　第一轮康波以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发明和纺织工业诞生为标志，起点是1790年；第二轮康波以铁路和炼铁工业为标志，时间约为1846至1900年，其中，1846至1872年为上升期；第三轮康波以钢铁、电力、石油开采和汽车制造为标志，上升周期为1900至1929年，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紧接着的就是第四轮康波，以电视等家用电器和电子工业、飞机、石油化工和电脑的创新为代表。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全球经济动荡？如1985年前后的美日贸易摩擦、1987年美国储贷危机和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等？中断了第四轮康波的进程，但90年代，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全球进入低通胀和较高经济增速并存的大缓和时代，第四轮康波得以延续（图4）。
　　有观点将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看作第五轮康波的代表，它将于2050年左右走向终结。所以，第四轮康波与第五轮康波出现了交错。从第四轮康波基础创新扩散的轨迹来看，它已经接近尾声。本文将新一轮康波算作第六轮，而我们可能正处在第六轮康波的起点。
　　更进一步的问题就变为，第六輪康波中的基础性创新会是什么？可能包括新材料（如纳米技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物联网、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区块链等等。2014至2020年是拥抱NBIC（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技术的一个合适时间段，因为这是它们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折点。图4：人类历史上的四轮康波
　　资料来源：Hirooka（2006）、东方证券
　　在路透社发布的2011年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名单中，美国占40家，中国为0家，而在20182019年的榜单中，中国内地占3个名额；在路透社发布的2018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名单中，美国独占48个名额，而且排名非常靠前，而中国仅有5所，且排名比较靠后；在2018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百家企业榜中，美国为51家，中国为7家。通过这些榜单大体可以知道中国在创新领域所处的位置。
　　我们不妨从研发投入、知识积累、社会体系结构、金融市场和文化等方面，来看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和劣势。
　　第一，研究与发展。所谓RD，研究在前，发展在后。这里的研究，首先是基础研究，其次才是应用研究，前者以科学知识的积累为目的，后者的目的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需求问题。所以，基础研究对创新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主干创新。
　　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上升到世界第13位，绝对规模也上升到了第2位。但研发投入的内部结构严重不平衡，试验发展阶段的研发支出占比远远高于基础研究，这也使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球排名中远远落后。但是，只有基础研究才能促成基础创新，才能成为创新的领导者。
　　对比来看，中国RD占GDP的比重仅落后于美国0。68个百分点，但从绝对规模来看，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为5623。94亿美元，中国为2971。15亿美元，仅为美国的52。8。若是比较基础研究投入，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就更大了。
　　第二，社会体系的结构。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体系下，决策层一旦决定采纳和推广某项创新，创新扩散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但是，这个体系有三方面的约束：第一，政策会影响创新的扩散速度；第二，社会中的个体可能会设法绕开创新，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三，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出现制度套利行为。相比之下，在个体决策结构中，创新的扩散取决于个体观念的转变所形成的合力，这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创新扩散的速度取决于社会形成共识的速度，即便在某些情况下创新扩散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由于以共识为基础，爆发力会比较强。图5：美国风险投资偏好的行业分布
　　第三，金融市场。直到今日，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存在金融压抑，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而学术界的共识是，权益类融资比银行融资更有助于推动创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古斯塔沃曼索的研究显示，激励创新的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和高度信息不对称的活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阶段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在这里，不能只着眼于IPO，更为关键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比如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等，它们才是下一轮康波的培育者。
　　考察美国VC交易的行业分布，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软件和制药及生物技术这两个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图5）。2018年，软件行业在交易数量上遥遥领先，超过3700宗，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以720宗位居第二。软件行业的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018年达到468亿美元，同比增长54。而中国，仅从20142018年的情况来看，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创新的应用，包括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IT服务、无线互联网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大多是第五轮康波的成果。如果我们正处在第六轮康波的起点，判断21世纪是否中国的世纪，从中美资本市场的对比上也可见一斑。
　　第四，文化。关于儒家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到底谁更有助于创新，是个历史悠久的辩题。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是有包容性的，但这种包容性更多地指向同一性，即同化，从而与创新精神可能有些许不容之处。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地图与疆域》（TheMapAndTheTerritory）中說：美国历史上就有一种创业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催生了创新，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了我们有限的储蓄，将创新转化为应用技术。其结果是高生产率的资本资产。格林斯潘还从创新的基本含义上出发，认为创新是超出常规思维的，因此，思维约束是创新的潜在威胁。中国如何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
　　21世纪是否中国的世纪，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持续创新，并且成为主干创新的引领者。从顶层设计来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引爆一次产业革命。从康波的角度来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所需要的时间是30年，如果中国能够发挥体制中的优势，规避劣势，或许会加速实现。工业4。0的大方向是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路径包括：动力源？从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到ABC（AI、Blockchain、Cloud）；先行者？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慧医疗、智能服务业平台；新基础设施？从铁公基、钢铁、能源到5G、IoT、芯片、算力；被赋能者？传统的能源行业、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和装备行业渗透；人力资本？科学家，这是序曲，也贯穿始终；金融支持？强大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
　　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因果逻辑来看，我们都正处在新一轮康波的起点。它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也就是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而创新则是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