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京口音是烙印，越更改就越清晰

　　周婉京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但16岁就到了香港，后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电影，之后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但她的博士学位却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康德的天才观，后来又去了布朗大学做哲学研究，2020年才回到国内。她能说英语、德语、法语等，也学过拉丁文。现在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
　　作家、艺术评论人周婉京受访者供图
　　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收录了她近两年写的九个短篇：心理治疗小组的病人凌晨两点打来电话，请心理医生帮自己雇一个假女友；年轻的情侣本来只想偷些零钱，车主的意外现身却让一场偷盗变成了劫持；赴美冻卵的中年女性与赴美产子的孕妇在飞机上相遇
　　西川评价周婉京的小说是中国人跨大洋、跨文化书写，她的学者、艺术评论人身份及海外经历，使得很多故事都涉及海外生活，尤其是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主角们过着非典型的美国式生活，同时也过着非典型的中国式生活，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边缘的人。
　　周婉京说，在海外生活了15年，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区的边缘人。书中的这些人物既像她日常生活的剪影，也是陪伴她度过漫长岁月的朋友。
　　中文的重量，到了海外，面对异乡人时更加凸显出来。个体与国家和故乡的关系，是从在美国说一句中文开始的。我们这代人不喜欢讲话，喜欢发短信；不喜欢跟肉身存在的真人谈恋爱，喜欢动漫和游戏角色。《字幕》和《福利》讲的就是这种躲在屏幕之后的存在状态。这种倾向使我们在讲出中文时更需要勇气。《大榆树》《出埃及记》《Silence》《纽约最后一个政客》都处理了口音的问题。这也是长年生活在海外的我，时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会入乡随俗地学习当地的口音，在伦敦操着伦敦音，在纽约学做纽约客。然而，我越是像他们，就越不是他们。我会被他们问你究竟是从哪里来？口音，像是烙在我身上的东西，越是努力更改，它的痕迹就越清晰。
　　书里的最后一篇《纽约最后一个政客》，其实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她在纽约海关的小黑屋里打下了第一行字。那是2020年2月的一天，刚刚过完春节，她从北京经香港返回美国，继续她在布朗大学的访学。当时美国禁止过去14天内到访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入境，她须先在香港待满14天才能飞往美国。不过，纽约海关的白人警官认定了她是从北京来，并从入境处调取了她2020年1月底由波士顿飞往北京的记录。她简单解释了自己飞美国之前一直待在香港，他让她找出从北京飞往香港的机票票根。之后，她便在小黑屋里写小说打发等待的时间。写到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鼓足勇气对男朋友说：你，起来，跟我回中国。周婉京完全没想到她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前，她不相信自己会掉进爱情的陷阱里，甚至还把自己带着人类学研究精神去相亲的奇葩故事写了一本书。她也不会想到，5个月后，结束访学回到国内的她闪婚了。小说冥冥之中预告了现实，所有的剧情都像是一个寻寻觅觅最后回到原点的故事。
　　疫情让你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周婉京说，以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社交还挺多的，但经历了这些，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她的先生是一位在北京开事务所的华裔建筑师一个在疫情期间对她不离不弃的旧相识。
　　也不是说有很多男朋友可以选，而是发现最后陪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他，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会更聚焦。外界的信息瞬息万变，但身边一直站着这个人，你会觉得特别不一样，那种感动是由内而发的。疫情开启了沉浸式了解对方的契机，我们聊得特别多，但有些秘密他永远都不会跟任何人说。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对话或者日常，实际上充满了博弈或者说较量，特别有意思。
　　我没办法再写出上一代作家那么优秀的中文了，周婉京常常抱怨自己中文不够好，她暗下决心，逼着自己不断地回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去。但到目前为止，她是凭一颗真心在写。平铺直叙的真心。
　　书写边界漫游者的非典型生活日常
　　读品：你的小说显然有别于老一辈有海外经历的作家，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挣扎求生，也没有异乡人的隔阂感。西川评价你的小说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无关贫困，无关愚昧，无关奋斗，无关地位，无关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财富。她观照边缘普通人的常常无法落到实处的痛苦，但不为乡野风光题照。她的小说是关于个人的，但个人又好像无关紧要。为什么会这样？
　　周婉京：为什么不那么写身份、地位、贫穷，确实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背景有关系，我们是在中国变得强大富裕的背景下出国的，不是带着淘金梦出去的。我们下一代的作家其实更明显，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自卑。这跟经济状态有直接关系，也跟我们从小生长的媒介环境有关系。每天刷着快手、抖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世界、一个真相这么简单。哈金那一代作家写移民，会写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上的内心的复杂感受，强势与弱势、中心和边缘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因为他来自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新一代的作家已经不这么写了，他们并不一定依托于现实中的身份，在餐馆里打工，或是在华尔街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正的灵魂藏在屏幕后边。虚拟的形象和存在，已经取代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矛盾。比如看到一个针对亚洲人的视频，这种难过可能会比不小心打碎盘子被老板骂更难过、更真实。
　　读品：小说中的边缘，更多是指每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或某一部分经历中的状态。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和状态吗？
　　《取出疯石》周婉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
　　周婉京：所谓的边缘边界或者游离，其实说的都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非典型的日常生活。游离在两个边界上的人，既不属于这一边的群体，也不属于那一边的群体。于是，个体被夹在种种边界之间。《取出疯石》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边界漫游者他们不像上一代的华裔移民，不再拥有一套典型、稳定、完整的生活参照系。偶尔会有人闯进他们的生活，不过大多是一闪而过。我想裸辞和闪婚这一类的词语，很可能会出现在边界漫游者的生活中。在裸和闪的背后，藏着的是老一代移民参照系的消解、新一代移民信仰与真理观的失落，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观照他们的存在，尽管他们有时漂泊、流浪、居无定所。
　　石狮子外表高冷，但内心可能很火热
　　读品：有两篇小说涉及造假，《SILENCE》以制造假画为背景，《星星》以伪造诗人手稿为线索。艺术圈造假的事常见吗？
　　周婉京：挺常见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新闻，旅美画家钱培琛模仿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被人拿去卖了8000万美金。他画得好到什么程度？拿到国际艺术基金会去鉴定，没办法看出真伪。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既然画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去出道，而要披上一个美国画家的外衣才能去交易？造的假为什么没人能辨别？对于艺术而言，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些问题萦绕我挺长时间。大家还是很在乎真假，觉得一个假画，它就不该这么贵，认为造假是道德品质有问题。但可笑之处在于，艺术史上充斥着假画当成真画去拍的故事。西川老师说，中国古代字画就是一笔糊涂账，谁画了谁都会知道。董其昌这样的大师就是仿古高手，谁的画他都能画，他把那个时代的笔触研究好了，可以画一张完全一样的，甚至画得比原作者还要好。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画中画的故事很着迷，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王尔德都写过。但是我跟他们切入点不一样，我不是聊画家的精神状态，或是写一个悬疑案，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真假的问题。真假的边缘本来就是模糊的。
　　读品：国际化写作也好，跨文化写作也好，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写作不够接地气？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目前还是那些写乡村、小镇、写地方的青年作家更受关注和文学奖的青睐，而像你这样写高冷国际化题材、都市题材、艺术题材的，会让读者有疏离感？
　　周婉京：您形容得很正确，我可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不接地气的代表。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改正这个缺点。有一次，我和家人吃饭，席间有个银行行长的太太，我家人就介绍我是学艺术哲学的。大家跟着就陷入了沉默。然后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太太说：你家婉京可以来给我们新开的分行看看风水吗？银行门口的石狮子还没想好怎么摆。这是一个笑话，但也是我遭遇的真实生活。我想，一个作者的任务不该是为了单方向迎合读者，或者主动去跟读者套近乎。石狮子会被人说高冷，但它的内心可能很火热。
　　写农村、写小镇的作家更受文艺青年青睐，但我觉得也有时间限制，这一拨文艺青年可能是70后至90后，但是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受众可能是95后、00后。95后小镇青年喜欢读的也是外国文学，因为小镇的孩子都去了城里，他们要看城市故事，尤其喜欢看外国作家写的城市故事，像萨利鲁尼这样的。我经常收到的一个反馈是，周老师我虽然读不懂你的小说，但我觉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读懂我小说的人都非常厉害，以诗人、哲学家为主，还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是我的理想读者。
　　写雌雄同体的人，挖掘性别之下的人的存在
　　读品：《取出疯石》是很中性的写作，你在写作中会有意回避女性写作者的身份吗？
　　周婉京：我不回避自己女性写作者的身份。这本书有几篇都是女性故事。我们90后一代的作家们，三三、王苏辛还有我，写作中有女性的成分，但好像还没有将这个成分发展成一种写作的对象或方法。仅仅以我为例，我有时喜欢写一类雌雄同体的人，让性别在TA的语言中失效，我想试着看看能不能挖掘出性别下面的别的什么东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创作了《字幕》。
　　读品：对于爱情和婚姻，你有过焦虑的时候吗？
　　周婉京：我是一个相过亲的女博士，但我还挺以此为荣的。我曾经就相亲这个话题展开了一段人类学研究。人民公园相亲角这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田野。但我和我的先生并不是相亲认识的。自从结婚以后，我就不给他看《相亲者女》了。事实上，我尽量要在他面前保持神秘。这点挺难的。因为你跟相亲对象只需要相处一下午，跟老公、孩子和家里人却要相处一辈子。所以相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爱情和婚姻，女性的焦虑是持续的。而最让人焦虑的也许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对爱情的期待。
　　读品：有意思的是，你说一些人知道你结婚的消息非常惊讶原来婉京喜欢的是男性。可能大家对《大榆树》和《字幕》最后的性别翻转印象太深了。
　　周婉京：是的。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一位读者还问了我先生一个问题婉京老师是不是你最爱的女人？我先生被问傻了，哑口无言。他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我重金请来的托儿。他后来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她是我最爱的人。我小说中的男性和我先生一样，也都是女性主义者。谁说男性就不能是女性主义者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性别的反转是一个引子，一个切入点，透过书中的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小人物，人和人存在的困境才是我书写的重点。
　　周婉京
　　青年学者，作家，艺术评论人。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著有《清思集》《相亲者女》《隐君者女》《新贵》等五部小说与艺术评论文集，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与台湾罗叶文学奖。
　　现代快报记者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