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65人,俘虏日伪军483人,创造了生俘日军24人的记录,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极大地震撼了日伪军,战果和意义堪比平型关大捷。 车桥战役由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负责全局指挥,一师副师长叶飞负责战场指挥。 有人说,粟裕指挥全局,现场指挥他已经全权委托给了副师长叶飞,在战役期间没到过车桥前线: 一、他在主持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走不开。 二、他在包围圈里牵制敌人离得太远,去不了。 三、在车桥见过、接触过粟裕的当事人回忆,不合理,不可能,粟裕不可能不顾危险到碉堡去。 首先,不在现场发号施令亲自指挥和到没到现场是两码事。 其次,车桥战役期间,粟裕不在车桥前线,那在哪儿?粟裕参谋秦叔瑾的《战地日记》 车桥战役前有大股日伪军准备开展清乡,为声东击西,增加对敌人的迷惑,提高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粟裕将师直机关分成两个梯队,迎击这股外来敌人,和敌人纠缠。 摘录秦叔瑾的日记,可见这样的内容: 3月3日,阴,我随粟师长在前梯队行动,上午经三仓河、三十总到薛家套 3月5日,我们住兰露址。 3月7日,移住潘家港子。 秦叔瑾是新四军测绘参谋,黄桥战役的时候被陈毅和粟裕看重,调到陈、粟身边,专职当测绘员,负责作战地图的测绘和印制,跟随粟裕十年之久,一直到上海解放。 秦叔瑾夫妇和粟裕夫人楚青(中) 用他自己的话说:粟裕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熟悉粟裕的人都知道,粟裕没什么爱好,平常就爱看地图,有时候甚至一看就是好几天,几次大的战役前,粟裕都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静静地看地图,不许任何人打搅。 战役策划细致入微的方案,往往就出在粟裕眼前一张张地地图里。 部队作战的时候,指挥员会收到印发的作战地图,不仅清晰地标准交通路线,而且把作战任务和注意事项也别标注上,让指挥员一目了然,清楚明确。 地图、望远镜、手枪是粟裕的三件宝。 秦叔瑾平常有记日记的习惯,2006年出版了一本《战地日记》。 《战地日记》作为当事人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新四军历史的宝贵资料,手稿保存在新四军一师纪念馆。 秦叔瑾是长期工作在粟裕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此他这本书影响比较大,也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后来一些文献的创作中,很多地方采用了他的一些观点和说法。 在粟裕夫人楚青回忆《粟裕回忆录》等文献创作过程中,楚青也明确说过,当年粟裕不愿意写回忆录,后来想写了,到了1981年,突发脑溢血,没法清楚地口述历史了。1984年粟裕逝世,书稿还没有完成。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楚青的请求下,批准粟裕的原秘书朱楹作为专职干部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并亲自题写了书名。因此回忆录里,并不都是粟裕原话。 《粟裕传》《粟裕回忆录》《粟裕年谱》等,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内容几乎一样,这些书籍的成书中,有的地方确实采用了秦叔瑾《战地日记》的内容。 这个情况,《粟裕传》编写组成员是清楚的,是编写《粟裕传》中采用了《战地日记》的记录,而不是这两个材料相互印证。 秦叔瑾 秦叔瑾长期工作在粟裕身边,但粟裕到哪里都带着他只能是一句溢美之词。七战七捷的时候,他就不在粟裕身边,粟裕安排他另有重要工作。 车桥战役迷惑敌人的两个梯队,粟裕就是要营造出他在这里南线的兰路址,而不是在大部队已经悄悄调往的车桥。 战役打响,粟裕轻车简从,带着随行参谋和警卫员到一线观察或者协调指挥,这在粟裕的战争生涯里面是常有的事情。 一场战役打起来,如果有条件,直属机关的侦察、通讯、警卫、后勤都会跟着。到了最后关头,警卫部队常常是唯一还能拿得出来的预备队,实在没有人,别说参谋,炊事员也得上阵拼杀。 但是,到枪林弹雨的一线,如果人足够少,指挥员带的只会是作战参谋,还会到哪里都带着宝贵的技术干部测绘员么?这样的质疑不能算是没道理吧? 秦叔瑾的《战地日记》,比较客观真实,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出入。 根据秦叔瑾日记记载收录到《粟裕战争回忆录》里的,1941年12月30日,日军追杀新四军机关。秦叔瑾记载的是1942年2月12日,旧历年关,大年初一,经过查询万年历,时间上错了一个月。编写者们也看到了,表示再版的时候予以更正。粟裕的党小组长徐充的回忆 粟裕的党小组长徐充,也是《粟裕传》《粟裕文选》《粟裕论苏中抗战》等著作的编写者和参与者。 根据地的歌谣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不是只源于粟裕的胆大心细神机妙算,还因为粟裕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电讯侦察和密码破译四中队。这支神秘的部队,伴随粟裕身边,为粟裕指挥作战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徐充就是这支神秘队伍里的一员。 1940年17岁的徐充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第一次见到粟裕,是在新四军与盐城重建军部后,他从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在抗大五分校学习,对常来讲课的粟裕做的报告佩服至极。 后来徐充到新四军一师司令部做情报参谋,也在粟裕身边长期工作,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三局副局长。 徐充在新四军干的这项工作,开始就很明白,立了天大的功劳也不能对外讲。他曾获得过机关甲等模范工作者,这都没有记入档案。 徐充曾到秦叔瑾家里问秦叔瑾:车桥战役期间你见没见过粟裕师长? 秦叔瑾想了想回答:车桥战役期间我没见过粟裕。 徐充于是说:车桥战役期间你没有见到过粟裕,不能证明粟裕没有到过车桥战役前线。 这位今年99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现在住在江苏省军区第十六干休所。 徐充长子徐宁说:父亲说秦叔瑾战地日记写’我随师长在前梯队行动’是错误的。 2022年2月当地领导看望徐充证明粟裕去过车桥的五位老同志 姚力:曾任总理办公室秘书,国家教育部原负责人 时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调任四分区特务团政治部主任。他回忆说粟司令带几个侦通人员,一部小电台,共二十来个人,和姚力、四分区的特务团团长兼政委程业棠一起到车桥,让他俩充当前线观察员,只了解情况,不下达任何命令。 张玉成:原成都警备区司令员、成都市委书记 当时带队攻打日军碉堡的新四军一师七团八连连长,他回忆粟裕让他带着爬进漆黑一团的日军碉堡内部,踩着日军尸体了解日军碉堡情况。 粟裕走后,他对指导员说:粟司令来了, 指导员说:啊,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啊 他说:已经走了。才松了口气。 详细内容请参看: 车桥战役2:有人说粟裕没到前线,难道我看见的首长是假的 蒋新生: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 车桥战役时任新四军一师七团政治部主任 林平: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 当时是带队伍攻打伪军据点的新四军一师七团二营教导员 姚力、林平、蒋新生这三位老同志在车桥前线见到过、接触过粟裕的回忆,朱楹将军专门写了个材料。 这个材料的复印件,交给了淮安的车桥战役纪念馆。 朱楹将军这份调查材料里面写到: 这几位同志,都是相当老的同志,身在不同单位,没有在一起商量过,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都讲到粟裕亲临车桥前线了,不会是偶然的突发奇想,也不会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我采访他们的时候粟裕已经逝世)。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他也写到为什么《粟裕传》里没有写,是经慎重研究,考虑到领导关系,不写为好。严晓燕的调查材料 严晓燕是新四军一师侦察科副科长严振衡的女儿,从2003年起就致力于整理父辈留下来的珍贵资料。 她根据父辈们留下的一百多盘录音带为基本素材,通过实地寻访,拜访数十位父亲当年的战友,还联系了很多上海、广州等地的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编著了《在粟裕同志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一书,2009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第三次再版。 严晓燕也在自己的头条说到一些重要文献里没有记载的,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没有收录。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传》都没有记载高邮战役中粟裕用以高制高战术,要东门攻城部队把工事高度修得超过城墙,用重机枪火力压住城墙上的火力,掩护突击队攻城。此事经过严晓燕和高邮党史办调查最后写入战史,在纪念馆展陈,并且拍了纪录片。 1941年2月日军袭击新四军一师野战医院和后方机关的重大事件,《粟裕传》也没记载,但是当地有烈士陵园,有纪念碑。 对于证明粟裕去过车桥前线,她有很多调查材料。 江苏淮安要建车桥战役纪念馆,当地领导找到她和朱楹,温静湖,开座谈会。 朱楹将军是《粟裕传》编写组的组长,温静湖是编写组成员之一。 朱楹在座谈会上明确讲到了粟裕到过车桥战役前线,而且重点说明,不是战役结束后去的,是战役期间去的。 由左至右:温静湖、朱楹、严晓燕 江苏淮安区的两位领导来到了严晓燕家里,看到她存留的资料很兴奋也很震惊。 淮安的领导就请严晓燕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文章,收录到《车桥战役纪念文集》。 文集在审核阶段,也寄给了粟裕的儿子粟戎生将军。这部文集,粟戎生将军也是顾问之一。 文集的审核经过了淮安地方党史办审核,报中央党史办审核,经过审核同意后,出版发行。 根据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说粟裕没有到车桥现场,是因为他是苏中区党委书记,要主持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走不开。 严晓燕认为:苏中区的党委扩大会议,是在1944年2月份开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了研究决策和部署车桥战役,而车桥战役是3月份开打,时间错开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役,新四军一师集中大部分兵力、苏中军区地方武装以及三万多民兵、群众倾巢出动,作为一把手的粟裕,还要继续主持会议,而不去参与组织协调和全局指挥,这有点匪夷所思。 如果粟裕主持会议就不会带队与敌人周旋。 如果带队与敌人周旋就没功夫主持扩大会议。 但是干部都全体出动打仗了,给谁开扩大会议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至于说粟裕害怕危险不可能到枪林弹雨的前线,这个就不值得反驳了 粟裕南昌起义后第一次头部中枪,奇迹般地跟上部队上了井冈山。 以后又五次负伤。 左臂重伤,差点截肢,造成左手残疾,手指无法伸直。 右臂中枪,1951年才住院去除了右臂里的子弹。 被炮弹炸伤,弹片一直留在脑部,逝世后遗体火化,骨灰里留下了三颗弹片。 如果不是身体难以支撑,抗美援朝和解放台湾,第一大将都是主席心目中领军挂帅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