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从古代刑罚中看中国宗法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就会有不同的含义。
　　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原本出自西汉时期的书籍《礼记曲礼上》，由于年代久远，对于这句话原本的含义，人们产生了不少的争议。
　　争议的重点就在于上字，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强调对士大夫及其以上的贵族阶层的特权，士大夫获了罪，便因为其身份，而可以不对其用刑罚折磨。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大夫不可用寻常的刑罚
　　想要理解一句话的具体含义，首先要从说这句话的人、具体场景、时代背景来了解。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话，当时的社会背景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学习六艺，礼仪就是六艺中的一个，且颇为复杂。
　　例如上级社会的见面礼仪为：国君和大夫相遇，则国君抚式（身子向前俯，双手倚凭车前横木），大夫下车；若是大夫和士人相遇，则大夫抚式，士下车。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是不识字的，他们不知道何为礼仪，若是想要他们遵守各种各样繁琐的礼仪，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种为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普通老百姓既没有资格也没有钱乘车，即便是想要行礼，也没有这个条件。
　　老百姓为了下地干活方便，一向是怎么自然省事怎么来，成天忙忙碌碌的，每天能吃顿饱饭都已经是一件美事，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
　　因此，孔子强调：不要用礼仪来约束庶人，如此看来，较为合理。
　　对于刑不上大夫的刑，主要指春秋时期的五刑：在身体或脸部刺字、割鼻、砍脚、宫刑（若男子则割势，若女子则幽闭）和死刑。
　　这些刑罚残忍至极，其作用是为了震慑图谋不轨之人，让他们对这些感到恐惧，犯了罪就要受到身体折磨，才能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
　　然而按照周礼，大夫要朝见天子，若是让受了刑的人面见天子，可能会让天子心里不舒服，这于礼不和，因此，孔子倡导对于大夫不用五刑。
　　难道士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惩罚了吗？
　　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君主将无法管理士大夫及以上阶层。
　　实际上，孔子在回答弟子冉求的问题时，曾经说过：
　　当大夫犯了‘五刑’之内的罪行时，就应当自己‘白冠厘缨，盘水加剑’地前去君主的面前请罪；若是犯了超出‘五刑’的罪行，就应该等君主的命令下达后，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由此看来，孔子认为，士大夫及以上身份的人，平日懂礼数、有修养和学识。
　　知道自己犯了罪，所以会主动前去请求君主责罚，而不应当用寻常的刑罚来折磨他们。
　　其实，即便贵族阶层真是这样自觉，这种处置方式也是对士大夫及以上阶层的贵族有所偏爱。
　　毕竟不用当众受辱，极大的照顾了士大夫及以上阶级的尊严。
　　当时倡导文人风骨和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士人就要堂堂正正的活着，要给他们足够的面子，因此，便有了刑不上大夫。
　　从历史背景角度分析，春秋时期终归是奴隶制社会，一切利益都要从奴隶主的角度出发。
　　脱离了生产、过着高高在上和奢侈生活的贵族，便是奴隶主，他们剥削着奴隶的劳动成果，拥有操控奴隶的权力。
　　若是贵族受辱，则不利于维持统治地位，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自然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要想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行为准则，可以从宗法制的角度入手。
　　宗法制中的贵族等级
　　宗法制，起源于夏朝，但是在周朝时期发展的最为成熟，到了宗法等级和国家政权相统一的地步。
　　宗族分为了大宗和小宗，前者的权力大于后者，能够掌握本族财产、军政大权和祭祀。
　　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只有这个是绝对的，其他的大宗和小宗，都是相对的。
　　例如诸侯相对于周天子而言，便是小宗，然而在诸侯国内，诸侯又是权力最大的，所以是大宗。
　　可以世袭的嫡长子，便是宗子。
　　周天子的儿子中，只有嫡长子继承了周天子的位置后，能成为大宗，其他的儿子，全是小宗，被封为诸侯。
　　诸侯的儿子中，嫡长子世袭了诸侯之位，便是大宗，那么，诸侯的其他儿子便是小宗，被封为卿大夫。
　　依次类推，卿大夫和士的关系也是大宗对于小宗的关系。
　　士便是最低等级的贵族了，先秦时期，一个国家除了贵族外，还有平民和奴隶。
　　在《周礼秋官》中，记载了八辟，有皇亲国戚、大才、大德等八种人犯了法，需要经过特别的审议，并且可以减免刑罚。
　　这便是当时特殊人物可以受到法律优待的佐证，和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致。
　　到了西汉，儒家为了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又创立了先请制度，即当贵族犯了法后，一定要先请示皇帝，让皇帝有机会做出减免的决策。
　　对于未受过教化的老百姓，很可能连自己犯了法都不知道，就要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羞辱，没有人愿意顾忌他们的尊严，只是想要他们能乖乖听话。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已经渐渐的转变为封建社会。
　　秦国重用法家，商鞅变法就强调礼刑合并，共施一法，这就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想让人们守法，就要先让老百姓懂法，知道法律都有什么，因此，秦国也对法律加强了宣传。
　　正是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阶级的利益，甚至于连太子的老师都被割鼻和砍足，但是却未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才导致商鞅的下场也非常凄惨。
　　秦始皇重用的韩非子，强调刑过不避大臣、法不阿贵，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
　　因此有学者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应当解释为：礼节不要排斥老百姓，在刑罚上不要优待大夫，以此强调公正、平等的观点。
　　从法家的角度来讲，这种解释也较为合理。
　　说到底，儒家强调礼，打算用礼来约束大夫的行为和思想，而法家重视法，两个学派观点、历史背景不同，自然同一句话也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
　　封建王朝关于士大夫的刑罚
　　秦朝时期，公民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的贵族变为了平民，他们不再享有世袭的权力，若是要当官，还得看才干。
　　郡县制取代了原本的分封制，也没有了诸侯国。
　　平民被分为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原本士为四等贵族，渐渐的变为了一等平民。
　　其实在封建时期，不管是按照法家学说还是儒家学说，皇帝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于士的处罚严重与否，是否顾忌尊严，都看皇帝的心情决定。
　　在汉朝，儒家和法家思想并存，汉武帝重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然而却也任用酷吏张汤。
　　前者是束缚士人思想的工具，后者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若是士人犯错，则毫不手软。
　　司马迁当年因为替李陵说好话，而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就没有顾忌他的尊严，汉武帝也没有遵守儒家学说强调的刑不上大夫。
　　其实，相比于士人提倡的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忍辱负重的这一做法更令人钦佩，然而，司马迁遭受宫刑时，心中仍旧是非常痛苦的。
　　他曾经用猛虎自比，认为一只猛虎，若是长期被关在笼子里虐待，将会毫无尊严的摇尾乞怜，因此应该激励士人气节才是。
　　为什么要重视士人气节？
　　气节，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是一个人的底线，若是丧失了气节，就会道德沦丧。
　　当年明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不仅明英宗被蒙古人抓走了，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也覆没了。
　　当时京城空虚，不少人建议迁都南京，来苟且偷生。
　　可是，文臣于谦却力挽狂澜，表现的杀伐果断，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于谦，可称得上是国士无双，若是当年他也软弱的同意迁都南京，恐怕明朝的下场就和南宋差不多，可以说，于谦为大明续命200年。
　　而于谦之所以能有这般的勇气和决心，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提倡的文人气节分不开。
　　其实，若是真的具有文人气节，恐怕也不会故意干些违法的行为，于谦一生清正廉洁，被朝廷抄家时，家里面萧然的只剩下书籍罢了。
　　而那些以文人气节做幌子，犯了法还要享受特权阶级待遇的人，更为可恨，在封建王朝也屡见不鲜。
　　其实，违法犯罪者受到该有的处罚，才是公平公正，这个国家才能得民心。
　　比如，古时候的人们也幻想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小说包青天系列中，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高官，只要犯了法，都要按照法律处置，一视同仁，根本不需要遵循刑不上大夫。
　　然而现实的宋朝，龙头铡之类的根本不可能存在。
　　为了顾及皇家颜面，皇亲国戚犯了错，大多就是偷偷处死，用些白绫毒酒之类的手段，一般不会公开处刑。
　　总而言之，刑罚的定罪量刑，还要看统治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