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军事制度的转型，对质子军事作用有什么影响

　　与草原民族在权力真空的形势下开始进行迁徙并在迀徙中逐渐开始融合过程，形成新型民族集团，从而对传统的部落兵制进行冲击使其渐趋解体的同时，唐朝内部在军事制度上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府兵制的逐渐衰弱、崩溃和募兵制的兴起、确立。
　　唐朝在新环境下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面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权益，保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因此，处于这一时期的唐朝统治，面对这些刺激，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尝试了不同的措施，从挽救旧有制度到建立新制度取代旧制度。
　　府兵制的衰弱崩溃与唐朝中央的挽救措施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即是兵农合一的就说明府兵制下的战士不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同时，府兵战士上番服役时还要自行准备各种装备，这就使他们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才能负担这样的兵役。唐朝初年均田制或多或少地在府兵的主要集中地关陳、河东地区能够推行之时，府兵的战斗力尚能保证。
　　但是，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不断发展，拥有均田土地的自耕小农在土地兼并中日益走向破产，再加上战争规模和地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府兵无法获得足够的生产时间，他们的经济日益崩淸，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府兵人数的减少和战斗力的削弱。
　　随着战争规模和地域的不断扩大，府兵兵士的服役时间大大加长，使得他们日益脱离生产，他们的经济日益贫困，再加上频繁的征役，他们已经应付不暇，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开始出现自残肢体逃避征役。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不断下降的，士气也必然是不断低落的。平灭高句丽的次年，唐军和吐蕃大战于青海大非川，唐军大败。之后不久，李敬玄所率领十八万唐军再次大败于吐蕃之手。这两次惨痛的失败已能说明府兵的战斗力日益衰弱的事实。
　　武则天统治时期，北方的突厥不断南下侵扰河北地区，默喷可汗一度进兵赵州、定州，唐朝十数万大军只是尾随突厥军队之后不敢发起进攻，为此武则天曾想发奴为兵凑集三十万军队讨伐默暖。万岁通天元年东北的奚、契丹两族反叛，武则天派去的征讨大军两次大败于狭石谷，损失兵士十数万之众。原本为唐王朝的强大开疆拓土的主要军事力量府兵，至此不但不能履行开疆拓土的任务，就连防御国土不受侵犯的任务都已是勉强胜任了。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将唐朝带入鼎盛时期，面对军事制度上出现的新状况，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唐玄宗一朝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尝试。首先就是挽救府兵制的衰颓，虽然，最终唐朝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但是唐玄宗一直没有放弃挽救府兵制的努力。这点可以从他在位期间的诏令、敕文中得到反映。
　　尽管开元十三年推行強骑制开始募兵制便建立起来并日益取代衰弱不堪的府兵制，但是直到天宝年间，唐玄宗依然没有完全彻底的放弃挽救府兵制的努力。鉴于人民逃避兵役，政府强征平民入伍的弊端，唐朝政府开始限制征发丁壮的人数。
　　尽管唐朝政府从未放弃过挽救府兵制的努力并为此做出了多种尝试，但是都不能挽救已经丧失了经济基础的制度，府兵制必然走向最终的崩溃，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所以挽救府兵制的应激反应最终归于失败。
　　募兵制的确立及胡人大量应征进入军队
　　府兵制的日益衰颜和崩溃使得唐朝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唐朝统治者迫切需要保持军队战斗力的新方法，在尝试挽救府兵制的努力收效甚微甚或失败的现实结果面前，唐朝统治者必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募兵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所谓募兵制就是国家征募军队，应募者成为职业军人，所需装备完全由政府提供并由国家发给薪俸。相对于府兵制下兵士自己负担部分装备而言，募兵制下的兵士没有这样的负担，经济压力小了很多，这样就会提高应征者的热情和战斗力。而且，募兵制的征募范围非常广泛并不局限在某些特定的集团内。募兵制取代府兵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唐王朝统治者为了尽可能的吸收这些少数民族兵员进入唐朝军队，不断下诏扩大招募兵员的范围。
　　唐朝征召长征健儿是在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军的。这种长征健儿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兵农分离；其二，终身为兵；其三，兵士的家口与兵士本身同居边境；其四，兵士身份世袭。因为长征健儿具有这些特点，原本定居在边境地区和拥有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一社会组织的少数民族成员，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汉人来说更加符合新的历史客观条件，因此，唐朝军队中少数民族成员的数量便日渐增多，唐朝军队的主力也集中分布在沿边地区。
　　唐朝为保持军队战斗力所进行的实验及其对质子军事作用的冲击
　　募兵制的确立和实行，保证大量强博有力的少数民族兵员进入军队服役。但是如何有效组织利用他们使其发挥最佳的作战效力，成为唐朝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唐朝政府对此进行了各种实验并最终确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沿边地区类部落兵制集团的出现
　　唐朝统治者大量应用少数民族的军队是因为少数民族在部落兵制下拥有非常强悼的战斗力。这点唐朝统治者特别清楚，他们知道以血缘纽带建立的部落兵制是最具有强悼战力的军事组织。
　　因此，唐朝统治很早就开始进行将中原士兵少数民族部落化以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实验。早在唐朝建立以前，李渊任隋朝太原留守时，李渊就开始了这样的实验。李渊利用太原地近突厥的优势，选取五千骑兵全按突厥部落组织生活、训练、作战，果然这个骑兵军团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只是由于唐朝建立初年府兵尚保有强大的战斗力，有配合以少数民族的蕃兵部队，唐朝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无需再进行这样的实验。
　　可是，在府兵制崩溃丧失战斗力，募兵制吸纳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员进入军队后，利用少数民族传统部落兵制的影响对这些少数民族兵员进行编制和训练就成为重要的议题，先前的实验又有重新进行的必要了。
　　募兵制下的长征健儿以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为主，基于此点现实情况，唐朝政府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大军区，就近组织利用这些少数民族的兵员，这也是开元末年形成沿边九大节度使辖区的原因之一。九大节度使辖区内少数民族兵员大量存在，并成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九节度使中最先设置的河西节度使，因其处于防御吐蕃的最前线，而吐蕃是唐朝当时最强劲的对手。它的作用就是断隔吐蕃、突厥在河西节度使辖下拥有兵三万三千和战马一万三千匹的赤水军成为主力军。
　　少数民族兵员大量加入军队，使得唐朝军队吸纳了一批骑勇悼战的战士。唐朝政府为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按照少数民族传统的部落组织下的兵制编制这些新加入的少数民族兵员。在他们加入军队初期，唐朝政府采取城傍制来使他们发挥战斗力。所谓，城傍制就是对这些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打散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并任命这些部落的首领为将领进行管理。
　　当然，这些部落中新型的民族集团所占数量不在少数，这就是像安禄山、史思明这类出身低微者能够成为蕃将的原因。城傍制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制度，幵元二十五年长征健儿制确立后，加上政府诸色人丁中招募，少数民族兵员和汉族兵员一起被编制在军队中，他们之间在日益的接触和交流中加深了了解，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战斗集体。
　　新型军制对质子军事作用的影响
　　募兵制的确立、沿边节度使区的建立和新型类部落兵制的出现都对质子的传统军事作用带来了冲击和影响。前文已经论证，少数民族质子最重要的军事作用在于他们所联系的本民族的部落兵。这些部落兵的战斗力是唐军所不具备的，因此，利用质子来控制利用这些部落兵，就成为唐朝政府重视少数民族质子的根本原因。
　　到了玄宗开元后期，唐朝在募兵制下吸纳了越来越多移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进入军队，并依照少数民族意识中残留的和易于接受的部落兵制的方式将他们进行编制，最终在长期的共同生活战斗中形成了全新的类部落兵制的战斗组织即节度使制下的军队。如此一来，原本唐军缺少不具备而为少数民族优势的部落兵制下强悼战力的军队，已经不是少数民族所独有的了，唐朝政府所看重的部落兵制己经不再是唐朝军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既然部落兵制下强悼战斗力的军队己在唐朝军队中建立起来，那么连接少数民族部落兵和唐军队之间的少数民族质子就丧失了其最主要的军事功用，少数民族质子依旧可以担任宿卫，可以随军出征，但是他们像从前那样以本民族贵族的身份率领本民族的蕃兵作战的景象越发少见了。他们可以做将领但所率领的军队已是完全融合的结合蕃汉的新型军队了。
　　唐朝遣返质子的军事原因
　　诸多少数民族在草原权力真空的背景下进行迁徙，并在迁徙中逐渐融入新鲜的血液，开始形成新型的民族集团，打破了原本单一民族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兵制。同时，唐朝为了解决应付府兵制度崩渍后出现的战斗力下滑，兵员锐减的状况，开始采取募兵制以吸纳迁移到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进入军队。并将它们按照原本部落兵制的方式编制，从而逐渐形成了新的具有强悼战斗力的类部落兵制下的新型军队。这内外两方面的激烈转变，严重冲击了唐初少数民族质子原有的军事作用，并最终是这些质子走上被遣返的道路。
　　宿卫性质的下降，礼仪和学习的成分上升
　　少数民族质子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宿卫阙廷，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质子进入唐朝军队后，被安排在中央十六卫系统之中服役，而十六卫就是负责阙廷保卫的任务，因此，隶属于诸卫系统的质子自然就以此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随着府兵制的崩溃，十六卫系统也失去了原来的作用。新的宿卫工作主要由招募组成的禁军担任，到安史之乱后神策军日益成为中央政府掌握的唯一一支军队，宿卫的任务自然由其担任。
　　当然，唐朝自身的开放文化政策和包容性，也使得唐朝统治者对于这样挂宿卫之名而求学的事情持包容态度，没有进行干涉。这不仅仅是新罗一个国家的特殊现象，其他民族出身的质子，也渐渐不再肩负宿卫的职责而从事其他的各项活动。
　　从征义务的削弱
　　唐朝初年，少数民族质子随军从征的重要意义在于带领其民族的蕃兵和部落兵帮助唐朝军队完成各项军事任务。随着少数民族部落兵制的破坏和唐朝新型军队的建立，质子原先的重要意义逐渐消失，虽然他们中依然不乏骑勇善战之人，但是由于其背后所联系的部落兵制的崩演，唐朝对他们的军事作用的依赖性也随之减弱。
　　政治投机作用的增强
　　少数民族质子既然失去传统的军事作用，其所具有的政治投机作用越发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少数民族质子大都出身本民族最高统治阶层，在本民族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其次，质子长期在唐朝生活，对唐朝大都持钦慕和友好的态度，这些质子在本民族出现背离唐朝的情况时就成为最合适扶持的亲唐势力代言人。唐朝往往扶持他们去争夺本国的最高统治权力，以期达到继续控制这一部族的目的。
　　国防战略转型对质子军事作用的影响
　　质子的军事作用体现在各项军事活动之中，而军事活动必然受当时国防政策的影响。然而，一旦国防战略转为防御为主，那么少数民族质子军事作用发挥的机会就会减少，其表现性也必然降低。
　　少数民族质子丧失了部落兵制的支持后，其军事作用中最重要的部分已不复存在，在唐朝军事转型完成后，少数民族质子的军事作用更加减弱。只负责礼仪性的活动，其政治投机和文化交流作用成为主要作用日益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
　　加上唐朝国防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使得少数民族质子发挥其军事作用的机会日渐减少，可以说军事作用几乎消失殆尽。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质子所带来的赡养费用的急剧增加，越发成为唐朝财政上的一个负担的现实。最终，唐朝政府选择了遣返质子回故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