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罗马人都有哪些公共娱乐活动？

　　在家庭之外，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也是非常典型且必不可少的罗马化社会习俗。早在罗马统治之前，日耳曼人已拥有比较古朴的娱乐方式，在没有战事时，日耳曼人除宴会和豪饮外，主要通过狩猎、跳舞和赌博消遣。在塔西佗记载中，日耳曼人仅有的一种舞蹈充斥着危险和暴力色彩：赤裸的青年在剑、矛丛中穿梭跳舞，舞姿经常精熟而优美。除此之外日耳曼人还经常沉迷赌博，但游戏形式不得而知。
　　日耳曼人的赌瘾基本可与其酒瘾相提并论，很多日耳曼人甚至将自己作为赌注孤注一掷，继而在失败后沦为奴隶。但整体而言，日耳曼人的舞蹈和赌博都更重视荣誉和刺激性，而非金钱等收益。相比之下，随着莱茵边境城市化的发展，罗马人将更精湛而成熟的休闲娱乐方式引入当地社会。在民间，罗马人引进了一些独特的赌博式游戏，包括解谜、下棋和掷骰子等等。这些游戏所需的道具通常需要一定生产力水平才能制造出来，故对于日耳曼人而言难以企及。
　　例如帝国中后期常见的青铜制的魔方、骰子，或者玻璃制作的棋子等。除此之外，罗马人还有球类、摔跤等常见体育运动。人们可以在酒馆、浴室、街道、广场等各种场所进行游戏。鉴于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罗马人的赌博游戏除娱乐性之外经常旨在博弈金钱。罗马人引进的戏剧和角斗是文化底蕴更深厚、影响更深远的罗马化公共娱乐项目。除了前述戏剧的引进之外，角斗是罗马社会最有特点和最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会和公共娱乐方式。
　　通常认为，角斗起源于古代伊特鲁里亚或萨莫奈社会，原本是血祭祖先的信仰仪式，后逐渐传入罗马社会。到帝国前期，角斗已经发展成体系化、分布广泛且规模日益增长的公共娱乐表演。暴力的角斗活动一方面基于罗马城市文化的推广，另一方面则与日耳曼原住民的尚武、狩猎习俗一拍即合，因此帝国前期莱茵边境角斗活动非常风靡。
　　角斗的主要场地是各大城市的圆形剧场，除多层观众席外，主要包括竞技场（PortaePopape），动物笼（Carceres）和斗士屋等结构，经常包含各种起降机械，是非常先进的罗马建筑。科隆的圆形剧场建于公元50年，规模不明。克桑滕营庄的圆形剧场始建于尼禄时期，初期约可容纳6，000人，在3世纪初得以翻修扩建，足能容纳1。2万人全城人口的34以上，这反映出下日耳曼尼亚地区对角斗活动的全民热忱，而不限于供精英阶层观赏。
　　角斗主要包括斗兽（venationes）和剑斗（munera）两种形式，参与者分别可称为斗兽者（bestiarii）和剑斗士（gladiatores），而后者原则上地位更高。因为角斗的危险系数极高，早期角斗者往往都是以命相搏供奴隶主取乐的奴隶、战俘、罪犯等。但随着剑斗的盛行和产业化，很多自由民逐渐加入剑斗士行列，一方面是勇武、荣誉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有名利可图。
　　尼禄在位时甚至威逼利诱罗马骑士参加角斗，而维特里乌斯在进军罗马期间严令禁止了这种现象。但他本人却利用麾下莱茵军团建设圆形剧场和主持角斗，这表明，公元1世纪中叶莱茵军团在和平时期有参与当地角斗活动的传统。某些军人甚至会参与角斗以磨练武技，尚武的日耳曼原住民和辅军也可能经常自愿参加角斗。
　　斗兽在莱茵边境比剑斗更常见，因为当地一来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同时狩猎传统深厚。公元90年120年间，提图斯塞维鲁（A。TitiusServerus）曾在莱茵边境经营颇具规模的兽栏（vivarium）。公元2世纪中叶，塔奎提乌斯（CenturioQ。Tarquitius）曾立碑祭拜狩猎女神（Diana），因为他在半年内顺利为科隆的圆形剧场捕获了50头熊，足见当时斗兽规模之大。除熊外，莱茵河流域的公牛、野猪、獐、鹿、狼、犬等传统狩猎对象也会加入斗兽表演之中，进而被猎杀或宽宥。
　　公元2世纪末莱茵边境出现了著名斗兽者阿维图斯（AureliusAvitus）他曾被冠以狩猎女神和复仇女神（Nemesis）之名。不过专业的剑斗项目在莱茵边境同样存在。下日耳曼尼亚出土的一些器皿上描绘了当时剑斗士搏斗的情形，当地也出土了剑斗士专用的头盔。公元2世纪在科隆出现了名为维克托尔（GermaniusVictor）的剑斗教练（doctorgladiatorum），说明当地存在专业的剑斗学院。出身于第三十军团（legioXXXUlpiavictrix）的某位剑斗士非常著名，甚至扬名于不列颠地区。
　　虽然角斗是完全由罗马人引进的先进公共娱乐项目，但莱茵边境的角斗活动充分融入了地方特色从而同罗马等地有所差异。首先，莱茵边境的角斗并非典型的阶级压迫工具，而更多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尚武精神。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莱茵边境的角斗表演被用于处决犯人或迫害基督徒等，角斗表演反而是很多当地居民乃至军人们自证勇武、收获民众爱戴的渠道。
　　其次，风靡莱茵边境的斗兽表演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日耳曼狩猎传统的延续，原住民社会的传统习俗借助罗马人成熟的表演渠道得以推广，两种文化在罗马化过程中实现融合与双赢。再次，无论从圆形剧场规模或演出形式来看，莱茵边境的角斗活动相对罗马等地而言都是简陋的，但鉴于莱茵边境较小的人口规模，角斗表演能够广泛取悦大众，而不再是少数统治阶层的专享娱乐形式。
　　除角斗外，赛车也是罗马帝国非常常见的体育娱乐项目，宏大的圆形剧场同样可以举办车赛。日耳曼人虽然拥有悠久的骑马传统，但并不擅长驾车，因此赛车活动在帝国前期的莱茵边境并不常见。直至4世纪初，莱茵边境各殖民地才出现明显的赛车活动记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罗马化社会习俗因地制宜的特点。
　　二公共洗浴活动
　　除了游戏和文艺、体育活动，洗浴也是罗马社会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元素。与角斗类似，洗浴的开展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推广双管齐下的结果。在罗马统治之前，日耳曼人通常在天然水域中沐浴以清洁身体。在北方较寒冷的环境中，一些部族会在温暖的日间泡天然温泉协助驱寒。但对帝国时期的罗马人而言，洗浴早已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浴场不仅可清洁身体，更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与社交的场所。
　　除少数豪华维拉与城市宅邸内拥有独立的热水洗浴设施外，罗马人基本采用集中供水、公共洗浴的方式。莱茵水系密布的河流网络为当地聚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水资源，从而非常有利于公共取用水。除运河外，罗马人往往用渡槽调运水资源。虽然莱茵边境多数城镇靠近河流，但因为缺乏净化技术且偏爱硬水，罗马人往往会选在清洁的小河源头取水。例如克桑滕的城镇在6千米之外的松斯贝卡山附近取水，特里尔的水主要来自8千米外的鲁维尔河谷（Ruwervalley），瓦尔德格莫斯古城则从拉恩河流域取水。
　　科隆的埃菲尔渡槽（Eifelwasserleitung）建成于公元80年左右，但远离莱茵河而向南116千米深入山脉中的乌尔夫特河（Urft）上游，渡槽拥有健全的蓄水池、管道和桥梁，为科隆全城和周边维拉供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规模最大的城镇供水系统。罗马渡槽往往由混凝土、木材、黏土和密封性好的铅制管道混合建成，渡槽甚至能通过数十米深的穿山隧道，建筑工艺极其精湛，达到古代世界巅峰。除洗浴外，渡槽也为公共喷泉提供饮用水。此外，浴池、厕所还有专门的排水系统。
　　当拥有稳定的供水后，罗马人最重要的洗浴场所是营庄和城镇中的公共浴室，以及大城市中大浴场。公共浴室同样体现罗马人精湛建筑技巧。浴室外围拥有更衣室（apodyterium），核心是温水浴池（tepidarium），旁边有规模相当的热水浴池（cladarium）和冷水浴室（frigidarium）。有刮擦污垢的油室（unctorium）。
　　此外还有汗蒸室（laconicum）和罕见的若干桑拿室（sudatoria）。半圆室、拱券、柱式、壁龛（niches）等装饰技艺在莱茵边境的浴室中皆得以运用。特里尔奢华的巴巴拉大浴场（BarbaraThermen）约建成于公元2世纪初，是帝国前期莱茵边境规模最大的公共洗浴场所，长期吸引莱茵边境三个行省的官员和居民光顾。除了复杂建筑和供水外，洗浴场所还需要稳定而丰富的木炭供应用于制造热水和蒸汽。因此，公共洗浴场所堪称罗马帝国卓越生产力水平突出而综合的体现，以致罗马化的温热水浴池在欧洲整个中世纪期间都无法恢复运作。
　　洗浴活动同时也是地区文化的重要反映。帝国时期的公共浴室经常是免费的，如果由私人经营则会收取少量费用例如营庄中面向军团官兵的浴室。多数公共浴室对广大顾客一视同仁，但巴巴拉大浴场等豪华机构可能拥有上层统治者专享的贵宾区域。莱茵边境的公共浴室往往会在空间、时间上进行性别隔离，混浴现象不常见，进一步反映了当地较保守的社会风气。除洗浴和汗蒸外，罗马人清洁身体污垢的主要做法是在油室由奴隶或侍者涂抹并刮擦特制的油。至于日耳曼人常用但罗马人不常用的肥皂有否在莱茵边境大规模普及则不得而知。
　　洗浴场所的人工热水、蒸汽较之天然温泉有更优秀的取暖、驱寒效果，在纬度较高的莱茵边境颇受欢迎。除了清洁和取暖，洗浴场所往往还提供按摩、理发和餐饮等额外服务，娼妓业经常也不受明令禁止。此外，人们更可以在洗浴场所攀谈、游戏，甚至运动、阅读和学习。因此，虽然正常的洗浴过程仅1小时左右，但很多人会在洗浴场所待8小时。在寒冷的冬季，温暖的洗浴场所尤其会令莱茵边境居民流连忘返。
　　作为最突出的罗马化公共休闲方式和卫生福利，洗浴活动充分凝结了罗马先进的物质、非物质文化成就。帝国前期洗浴在莱茵边境的推广充分反映了罗马文化的先进性，显著维护和改善了当地居民、城市的卫生状况。然而，洗浴活动虽然为莱茵边境居民带来了清洁和温暖，但使用铅管输水的做法可能对当地大量居民的健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综上所述，即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在社会习俗方面的罗马化现象。虽然在很多方面，罗马文化在该罗马化过程中仍发挥主导和先决作用，但显而易见，日耳曼文化传统的保留和移植充分彰显了莱茵边境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而两种文化在交融过程中兼容性通常大于冲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