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到全面抗战蒋介石宋哲元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

　　卢沟桥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驻守在北平宛平卢沟桥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他头戴英式钢盔，身后背着一把大刀，为第29军的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对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1937年7月8日，驻宛平县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疾奔应战，支援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抗击发动七七事变的日军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日军未能将第29军驱逐卢沟桥的阵地。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1、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正好也是11日，秦德纯接到了来自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让侍从室打来的。通过留下的手令原件，可以得知其内容为：电话秦市长：如此刻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绝无疑议，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为要。中正手启。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七七事变期间，利用大炮抗击日军的第29军士兵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蒋介石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不足为奇，毕竟自1935年以来，日本炮制华北国的阴谋就昭然若揭，当年就扶持了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但因不具备合法性，该伪政权成立时连国旗国歌这些东西也没设，直到1936年才把北洋时代的五色旗翻出来借尸还魂。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华北搞事是预料之中，几次交锋下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套路也多少了解，无非就是一唬二吓三小打，打完之后逼中国签条约。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3年的长城抗战莫不如是。到1936年底的绥远战争时，蒋介石吃定日方不会卷入大打，下令狠揍搞事的伪蒙军，让日本关东军吃了瘪。绥远一战打下来，中国既未割地也没赔款，还振奋了全国人心，颇有点看穿了纸老虎的意思。从日记来分析，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的心理大抵和绥远抗战时相近，第一步先断定日方会不会动真格，料定其不敢来大的之后，开始见招拆招。
　　七七事变发生后，第29军士兵在北平城内防御工事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10日和11日是较为关键的两天，卢案出现了两个致命的新情况，其一，日本陆军中的自走炮关东军不怕唬，态度极强硬，陆续增兵关内。其二，昭和天皇从外地赶回东京就此事召开会议研究北支事变，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之计划。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积极主张扩大战事。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杉山元对昭和天皇的保证：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后来被传为著名的三月亡华论。这些情况都与半年前绥远抗战时的局势有本质区别，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当局者蒋介石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