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三国两晋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虽然有组织，有预谋，涉事地域广，声势浩大，但其主力其实在一年之内基本上就搞定了。想像起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东汉末年政治那么腐败，军队战斗力还这么强，其实这主要是因为羌乱纠缠东汉一生，所以平时军队也是被拉练到的，指挥官也是皇甫嵩等当时名将。
　　黄巾起义这种非专业的战斗人员，武器也落后，而且也没听说有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那么战略战术就没法与政府军相比了，当然，也不是说黄巾军这边不愿意拉知识分子入伙，关键是人家不会，在东汉，儒学那么发达，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也是士族阶层，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意识形态角度，他们都不会参加黄巾军。所以同样是农民起义，有刘秀兄弟参与的绿林军就推翻了王莽，而黄巾军主力却很快地失败了。
　　按说黄由军主力失败，东汉政府应该稳住了吧，但打黄巾军的另一个后果是地方有了军权，虽然黄巾主力灭了，但残余势力还此起彼伏，所以地方军权并没有回收，导致了地方尾大不掉了，只是引董卓入京加速了东汉的名存实亡，董卓携天子以令天下，关东各地正好找到了不服的理由，于是地方与中央对立，各地方老大也借机公然发展自己的实力，所谓打董卓只是个借口。
　　在这些军阀中，曹操后来成了北方的老大，江东则成了孙家的天下，曹操当时是有实力一统天下的，结果赤壁骄傲了一下，大败而回，刘备乘机而起取了四川盆地和汉中之地，于是形成了三分天下。
　　曹操没有能够完成统一，后果是很严重的，间接造成了接下来的几百年乱局，他还留下了另外的问题：重才不重德，不像东汉那样，明面上至少需要有德才行。曹操曾三下求贤令，明确表示唯才是举，这其实没有问题，而他在求贤令中还明确说不管人品好坏，不仁不孝都没事，有能力就行，这个影响就大了，坏的东西不管，但也没必要强调。有才无德最容易造成急功近利，见利忘义。没有德也容易造成臣下对君主的忠诚度大大降低，这样就容易形成干政篡政局面，结果就是政变频繁，所以这种人才政策也明显影响了后世的政风。
　　三国的功劳是各据一块，在自己地盘上当家一样来经营，加速开发了自己的区域，蜀地不用说，在东汉前的公孙述就已经独立经营了。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则是从东吴真正开始的，只是这种开发不只是为他老孙家，也间接为东晋立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三国之后就是晋，晋朝短暂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任务是由司马炎完成的，在司马炎之前，有他爸爸司马昭、大伯司马师，爷爷司马懿。爷爷与爸爸跟曹操一样，也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如果是司马师、司马昭时代就篡权和搞定东吴，基础打好，也许后面的局面要好不少，结果一拖再拖，一直到司马炎的手中才完成统一。司马炎的水平与爸爸爷爷相差甚远，但也还可以勉强成为一个守成之君，但他作为一个开国之君就不行了，没有宏图远略，没有去积极面对和解决一大堆重要的问题，所谈只是一些人生家常事，这就注定了晋朝国运的衰微。
　　我们来看看西晋开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1，土地问题
　　根据国情搞了个占田制，主体思想是承认士族的特权，跟九品中正制相结合，品级越高，允许占的田就越多，还允许有荫客荫户。而对普通老百姓也规定了最高占田数和交税的起点田亩数。这个制度看起来是既照顾到了即得利益的士族，又照顾了一般的百姓，因为之前天下大乱，人口大降，荒地较多，老百姓也可以自己去开荒种地，在起征点之上的田地都是免税的，所以这个政策在前期确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了司马炎的太康之治。但长远来看，这个制度就是个和稀泥的制度，更由于这个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相挂沟，这两个制度互相捆绑，士族阶层必然要拼命维护这个制度，所以从这点来看，要靠统治者本身破除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靠革命或外部势力来摧毁这种制度，才有机会应用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制度。
　　2，九品中正制
　　这个制度，是个人才选拔制度，但结果却不能有效选拔人才，所以应该改进，但恰恰这个制度又保证了士族的利益，所以要让当权者主动更改是不可能的，也只有革命才能改变。
　　3，分封与军权问题
　　鉴于前朝曹魏对宗室苛刻，以致权臣得势，所以司马炎上台后，大肆分封，分封不可怕，关键是还给了本封国的兵权，给了封国兵权也还可以接受，毕竟一个封国不大嘛，想闹事中央也搞得定你，但可怕的是后来又让某些王管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事，一个州就相当于现在数个省的合体，这样一些王的权势就很大了，根据历史经验，不管是同姓王，还是异性王，地方势力一大，结果都是一样，绝对会有野心家出来造反，造反的结果只有三种，一是造反成功，新主登基，比如明朝的朱棣，二是造反失败，比如西汉七国之乱，三是造成类似军阀割据，虽然后面的八王之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阀割据，但跟军阀之间互相攻伐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这八王的水平比不上割据的传统军阀，传统军阀一般还是有点本事，不然也成不了军阀，而这八王的位置只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得到，与其水平并无关系（关键是没有一个水平高的王），所以八王之乱更像一群流氓混战而已，大家势均力敌，最后的获胜者也并非强者，只是运气好了那么一点，心更黑一点。但这互砍，伤了元气，以至后面外族趁隙而起。
　　4，太子问题
　　这个太子本来智商有问题，比如他留下来的经典笑话何不食肉糜，为官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如果是个正常人，人家会说他好幽默，妥妥的段子手。可惜他智力有问题，非得让他硬上，给了后面野心家机会。
　　5，内迁的民族问题
　　这个迁移过程是东汉以来就有的，关中、并州（今大致山西）早也是胡汉交杂，虽然也有人提出迁出这些人，但几百年结的果，要迁出不现实，但也要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少数民族政策才行，而晋武帝也只是不了了之，没出对策。当然最主要还是怪自己搞自己，就算没有内迁的胡人，国内空虚，塞外的胡人也会南下牧马。只是说如果从塞外来，有个战略缓冲空间，不会这么惨。
　　虽然当年齐桓公化解了一次孔子所说的左衽风险，但这次是躲不过了。
　　现在来看这是民族大融合的开端，但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大家是不同的民族，对立情绪很严重，严重时关系到生死存亡，大家互相杀伐。所以说这个时候北方的人民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也是为什么这时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佛教广为传布的原因，因为这是民众最后的寄托了。
　　最先闹事的就是匈奴的刘渊起兵，这是南匈奴当年汉光武时进入塞内，200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爆发，虽然此时匈奴已经严重汉化了，但其组织存在，聚居地又集中，所以其民族意识仍然强烈。由其开启的五胡乱华，也开启了一个极度混乱的北方十六国时期。
　　上面这些问题一叠加起，注定了西晋的短命，即使没有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