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众多，为什么没能像秦汉一样建立统一国家？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出现这种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是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统一的因素，而古代西方文明则缺乏此类因素。
　　中国至少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政治中心。夏王朝时，代表东夷势力的有穷氏篡权，斟寻氏、斟灌氏等力助夏王复国。《诗经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意为商是一个大邦，它的人民居住地只有千里，但作为各邦共同拥戴的王朝，它领有四海。周王朝建立后，分封诸侯，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藩屏周。周人的新封国对周天子负有拱卫责任，非周人的封国通过与周王朝联姻而建立亲戚关系。封国之间有一整套规矩要遵循，比如一国发生瘟疫，其他国家要支持财物；一国发生灾荒，其他国家要借粮；一国有喜事丧事，各国要前往庆贺哀悼。这些责任是强制性的，由天子负责维持。即便在天子权威减弱的春秋时代，霸主们也要维持这套规矩才能当霸主。这就强化了邦国之间同属华夏世界的认同。
　　周王还用宗法制来加强与同姓和异姓诸侯的联系。同姓诸侯有兄弟之称，异姓诸侯多为甥舅。血缘关系将诸侯国与王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对王室要承担义务，《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意为周王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可以认为，在周王身上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纷争不断，与争夺政治中心的权力是有密切关系的。此类争夺，不仅促使了小邦向地域性王国的过渡，而且促使了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从而为秦汉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国至少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有普遍认同的文化传统。秦统一六国文字，然而秦汉的小篆和隶书与先秦六国古文是有共同渊源的。它们都源于甲骨文和金文。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文字，不管字形发生多大的变化，文字的结构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共同原则的。在西周时期，中原诸国共同认同的文化即华夏文化已经成熟。尽管中原各国之间的纷争不断，但在维护华夏文化这点上态度却是一致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民族观。血缘关系和种族的区别，没有成为各民族交融的障碍。根据《史记》的说法，蚩尤和炎帝被黄帝击败后，大概融入了黄帝一族。《孟子离娄》说：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歧周、毕郢均在今陕西省，早期是夷人所居之地。然而文王却是华夏族赫赫有名的先王。周自称夏（按，大概有继承夏文化之意），周王朝和从属于其的中原诸侯国都称为诸夏，后又有华夏之称。华夏族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夷狄等少数民族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就很容易融入华夏族。楚人与南方苗蛮长期相处，自认为是蛮夷。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秦僻居西方，受戎狄的影响，被华夏诸国视为戎狄。然而秦楚接受华夏文化后，就没有人视其为夷狄，他们也不将自己归于夷狄之流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区分标准的民族观，是中国古代文明所具有的重要特点之一，对华夏民族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边地少数民族不断地融入汉族，各民族认同先进的汉族文化，与这一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
　　古代西方文明，缺乏中国古代文明那样的统一因素。
　　在古代希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古希腊文明虽然也是从农业起源，但并不像四大文明古国那样依附于大河出现的农业文明，其适合耕种的面积远远不如四大文明古国，农业资源有限，导致大规模海外移民，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建立了百余个新城邦。这些城邦采用了母邦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母邦有多方面的联系，并且经常得到母邦的帮助，但它们与母邦没有从属关系，而是完全独立的城邦，希腊人也苦恼于这一点，举办各种大型节庆和赛事的初衷，就是为了唤醒同为希腊人的认同，但即便在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希腊地区先后形成过一些城邦联盟，如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埃陀利亚同盟、亚加亚联盟等。这些联盟都没有形成为政治中心。如著名的提洛同盟，联合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地区的城邦近百个。按盟约规定，参加同盟的城邦地位是平等的。后来雅典人独揽大权，滥用同盟资金，武力镇压对其不满的城邦，成为事实上的盟主。但雅典的行为只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已，并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其为政治中心。
　　因为，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古希腊虽然农业条件不及依附于大河的四大文明古国，但却通过爱琴海发展了繁荣的工商业，并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形成了一个个自给自治的独立城邦，由于初始农业资源有限，希腊各城邦人口都不是很多，大的城邦可能就几万人，各个城邦之间的实力差距很难拉开，没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其次，希腊多山地、岛屿，地形复杂，在当时的条件下，客观上增加了武力统一的难度，因此即使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也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很难快速取胜；最重要的，各城邦自给自治，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所在城邦的政权中，如果被兼并统一，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所有公民的利益，所以兼并统一的难度会更大。在东方，政权更替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换了统治者而已，他们的生活照常过，利益受影响的只是上层统治者。
　　绝对自治也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让统一变得不可能。希腊城邦不只反对领土国家，连联邦式国家都反对。马其顿组建的科林斯联盟被雅典痛斥为奴役。实际上该联盟只不过是把投票权按照城邦实力分配，大城邦票多，小城邦票少，小城邦都坚决不同意；而若实行小城邦认可的一城一票联盟（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雅典和斯巴达这样的大城邦又觉得亏了，也坚决不同意。
　　古代西方的民族观，强调种族血统的区分。希腊人视非希腊人为野蛮人。他们认为，希腊民族的品性是最优秀的，而蛮族的品性则是低劣的。希腊人非常重视从血缘上将自己与非希腊民族区别开来，希腊人强调血统的区分，对非希腊人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所以非希腊人很难融入希腊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