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女子调往北京，未婚夫终于透露自己家世我伯父是周总

　　1955年，17岁的西南军区文工团女演员邓在军，被调往位于首都北京的海军文工团。她的人生，即将开始新的篇章。
　　就在从重庆启程出发前，邓在军的恋人、当时同样在西南军区工作的周尔均，突然向她说了一件之前从未提起的事。
　　听完男朋友的话，年轻的邓在军大吃一惊：原来，自己这位恋人，竟然是国家总理周恩来的侄子
　　周恩来
　　那么，周尔均之前为什么要向女朋友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呢？作为周恩来的侄子，他和总理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走投无路和哥哥来上海找伯父
　　1946年夏天的一天，位于上海马思南路107号的周公馆，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便是周尔鎏、周尔均兄弟俩。
　　当时，哥哥周尔鎏17岁，弟弟周尔均14岁，都还是个孩子。他俩进入周公馆后，见到了后来担任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陈家康。
　　陈家康看到这两位不速之客，立即问他们来这里干嘛。听完两人的回答后，他马上通报给公馆的主人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一会儿，这对夫妇便从楼上下来了。
　　原来，这一对小兄弟，是周恩来的堂侄。两人的爷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属于堂兄弟的关系。不仅如此，早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革命工作时，还经常躲在两人父亲家里。
　　可时过境迁，这些年里，周恩来跟随共产党如火如荼地搞革命，一步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而周尔鎏兄弟俩，则因为父亲下落不明，只能在江苏高邮长期寄人篱下。到了1946年夏天，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已经没有钱再升学读书了。
　　正当两兄弟走投无路之时，他们意外得知，自己的七伯周恩来，正在上海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思来想去，周尔鎏和周尔均决定前往上海，寻找这位亲人。
　　经过一番周折，两个孩子和周恩来成功搭上了线。这一天，他们按照之前的约定，来到周公馆，与七伯见面。
　　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楼下，见到这两个孩子后非常高兴。他们详细地询问了周尔鎏兄弟俩这些年来的情况。
　　当看到两个堂侄因为生活条件不佳，身体非常瘦弱，脸上还长了疮后，邓颖超充满疼惜地说：你们受苦了
　　接着，她拿来药膏，亲自往孩子们脸上涂抹。神奇的是，没过几天，他们脸上的疮，真的消失不见了。
　　多年之后，当周尔均和七妈谈论起此事时，年事已高的邓颖超告诉他：那个药叫‘如意膏’，效果很好，是进口的，现在没有了。看来，这样的药，还得进口一点。
　　周尔均没有想到，40多年前的事情，七妈竟然还记得这么清楚，当即感慨万分
　　回到1946年夏天上海的周公馆。在了解完两个孩子这些年来的情况后，周恩来夫妇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关心地问侄儿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两个孩子回答说，自己想继续读书，也想跟着他们干革命，希望到延安去
　　听了侄儿们的话，周恩来和邓颖超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再决定。
　　周恩来和邓颖超
　　后来的一天，周恩来夫妇又将两个孩子叫到了周公馆。邓颖超告诉周尔鎏和周尔均：我和你们七伯商量过了，你们还是就地升学为好。我们和国民党谈判的形势很不乐观，内战随时可能爆发；也想过带你们去延安，但恐怕有困难。你们还是留下好好读书，长知识，以后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
　　周恩来也说道：要相信困难毕竟是暂时的，你们还年轻，前途是光明的。
　　就这样，周恩来夫妇给两个孩子留了一笔钱，周恩来还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侄子们一部分。他们还对周尔鎏兄弟俩嘱咐到，这附近有不少国民党的眼线在盯梢，你们虽然年龄小，但还是要提高警惕。
　　于是，周尔鎏和周尔均，便按照七伯七妈的意思，留在上海继续学业。1949年6月两人毕业后，又双双参军，加入南京第二野战军部队。隐藏真实身份未婚妻调往北京后才知
　　周尔均入伍后，跟随刘邓大军一路挺进大西南。此后，他在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这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周尔均的七伯周恩来成为了国家总理。但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周总理这位侄儿从不向他人提及此事。在周围的人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有在给七伯七妈写信时，周尔均才会尽情袒露自己的心声。早在1949年刚参军后，他便向两位长辈去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周恩来夫妇很快回了信，对这位侄儿进行了亲切的鼓励。
　　周恩来
　　后来的一天，周尔均又向他们汇报道：自己正在积极申请入党。得知此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高兴，立即寄来了回信，嘱咐周尔均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之后，两人又经常在信里询问相关情况。
　　不仅如此，为了侄子入党的事，周恩来夫妇先后写过三封信，来证明周尔均的家庭情况。终于，1953年12月，21岁的周尔均正式被批准入党。
　　当天，周尔均便向七伯和七妈写信，报告了这一喜讯。不久后，他收到了邓颖超的回信。与之前的信件不同，在这封信里，七妈没有像之前那样称呼自己尔均侄，而是在其中加了两个字：同志。
　　在信中，邓颖超不仅写道知道你已经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还对刚成为党员的尔均同志侄提出了三个必须。而这，也成为了周尔均后来人生中努力践行的座右铭：
　　一、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二、必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三、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
　　作为周恩来的亲属，周尔均还时刻牢记着七伯自立自强、要自己学会游泳的教诲。周总理虽然很重亲情，但对亲属的要求非常严格。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的后面，有一块清朝乾隆皇帝所立的石碑，上书下马必亡四个字。周恩来曾多次通过此碑，来教育亲属乃至其他青年和共产党员。
　　后来有一天，周尔均前往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七伯和七妈。当时，周总理的义女孙维世和她的丈夫金山也在。
　　众人吃饭的时候，大家各自抚今追昔。期间，孙维世大发感慨道：你们当年在上海都到了伯伯、伯母身边了，他俩都没有把你们带去延安。而我们这些烈士的子女，爸爸、妈妈（指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不但想方设法把我们送到延安，有些还送到了苏联去学习，我就是其中一个。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亲属，真正是分外的严格。
　　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
　　事实上，在周尔均心中，也曾经有过一些想法：七伯和七妈，是不是对亲属要求太严格了？但到了后来，他逐渐想明白了：他们这种对晚辈的严，才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七伯和七妈看到了晚清的八旗子弟，由于享受到各种特权，一个个生活优越游手好闲，最终导致了满清的覆灭。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历史教训，才会对烈士子女既无微不至地关怀，又严格进行要求；而对于亲属们，则是严格再严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尔均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她便是在西南军区文工团当演员的邓在军。然而，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的家世，周尔均并没有透露给对方。
　　但让周尔均没想到的是，1955年，邓在军被组织上调入海军文工团，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北京。这样一来，他便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告诉女朋友自己的真实身份？
　　经过一番考虑，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周尔均终于将此事告知了邓在军。直到这个时候，这位17岁的少女，才恍然大悟男朋友之前为什么对自己的家庭情况闪烁其词
　　邓在军来到北京后第三天，便得到了前往中南海见周恩来的机会。按照安排，那一天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将前往邓在军的住处接她。
　　此时的邓在军满怀期待：自己不仅能亲眼见到周总理，还有机会乘坐汽车了。要知道，在当时汽车可还是个稀罕物，很多老百姓都没乘坐过。
　　可当成元功到了后，邓在军才惊讶地发现：对方竟然是骑自行车来的
　　接着，这位周总理的卫士长，又为邓在军叫来一辆三轮车。就这样，她乘坐着这辆三轮车，一路驶入了中南海。
　　这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站在门口等她了。周总理热情地问邓在军：你们家几个孩子？
　　就我一个。毕竟还是个17岁的孩子，在国家总理面前，邓在军不免有些紧张。
　　邓在军
　　邓颖超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点，她亲切地说道：你看，你姓邓，我也姓邓。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就这样，聊着聊着，邓在军逐渐放松了下来。她开始觉得，总理夫妇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完全没有大官的架子。
　　而另一边，对这个清纯可爱的女孩，周恩来夫妇也十分喜欢。那一天，他们聊了很多，既谈了艺术，也谈了家庭。
　　在最后，周恩来对邓在军叮嘱道：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们的恋爱关系里去。爱情和婚姻，要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定要注意不断地改造自己。
　　这次与周恩来夫妇的见面，令邓在军印象深刻。后来，在给周尔均的信里，她这样说道：不管工作生活中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都不能告诉七伯七妈。
　　此后，这对恋人开始了鸿雁传书的异地恋情。直到一年之后，周尔均才终于有机会来北京出差，得以和邓在军一起去看望七伯七妈。
　　那一天，正好是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周总理拿出两张入场券，对两位年轻人说：七伯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两张票子给你们。喜结良缘经受考验
　　短暂相聚后不久，邓在军又被调到了位于上海的东海舰队文工团。虽然依然天各一方，但她和周尔均的恋情，依然像酒一样越酿越香。
　　终于，经过几年的相恋，这对情侣决定步入婚姻殿堂。1958年秋天，经过几天的昼夜颠簸，周尔均从西南前往上海，与邓在军完婚。
　　周恩来夫妇和周尔均夫妇
　　当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周尔均送给邓在军的新婚礼物，只有一件绿色毛衣。多年之后，邓在军还就此开玩笑说：你一件毛衣，就把我娶回家了。
　　结婚后，为了解决两人异地分居的问题，组织上决定将邓在军调到成都军区文工团。可即使这样，身在重庆的周尔均，依然难掩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1959年，这对夫妻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女儿萌萌出生了。然而，就在3天后，周尔均接到命令，自己被调往北京总后勤部。一时之间，这个家庭又面临着地北天南的分离。
　　尽管有着充足的理由，但对于这一问题，夫妻俩谁都没有动过向七伯七妈寻求帮助的想法。最终，21岁的邓在军毅然决定，告别自己心爱的舞台，随丈夫一起北上，调往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成为了一名编导。从此，夫妻二人结束了异地生活，在北京开启了新篇章。
　　与此同时，周尔均夫妇也有了更多和七伯七妈见面的机会。
　　60年代初的一天，趁着周总理外出工作，秘书何谦主持了西花厅的修缮工作。在当时，这座建于清末的四合院建筑群，已经非常破旧，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本来，这次修缮工作，是经过周恩来同意的。可没想到的是，当总理回来一看，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原来，一贯厉行节约的他，觉得花费太多，造成了严重浪费。一气之下，他要求何谦恢复原样，并说在此之前自己不会回来。
　　就这样，周总理临时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尔均夫妇得知后，去那里看望了七伯。为了平复伯伯的心情，周尔均劝道：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实在是相当的破旧了，这是历史文物，这样去维护它，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没有什么大错，伯伯您就不要再生气了。
　　周总理听了侄子的话，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简单的维修，问题是现在修得过了些。你要明白，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干，一级一级这样下去，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问周尔均：你看过杜甫的那首诗吗？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周尔均说看过。周总理又问他记不记得内容？
　　经过回忆，周尔均念出了诗歌最后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周恩来回应道：是啊！你看一下杜甫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生气了
　　后来，在何谦对西花厅进行了部分复原后，周总理才同意回到那里。但这还没完，在几次重要会议上，他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并要广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年事已高的周尔均依然记忆犹新。同样牢记在心的，还有七伯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仿佛他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