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究竟为何灭亡？与藩镇和黄巢之变脱不了干系

　　藩镇问题是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唐代军政体系的重要一环藩镇在国家军事、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藩镇与唐王朝的兴衰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黄巢之变对政治秩序的冲击甚巨，使得藩镇一跃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也成为由异质性力量主导的政权组成之渊薮。
　　藩镇历经了哪些重要的发展节点？
　　唐代最初的藩镇是唐廷长期屯驻于边地的边防军。高宗时，随着吐蕃、突厥等部族的兴起，唐廷需要在边地长期屯驻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加之均田制的日趋破坏，于是府兵制不再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渐为募兵制所取代。唐廷开始招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终身职业兵募兵负责边疆防御。
　　大至在开元末、天宝初这种以募兵为主要兵员，由节度使统领的边地藩镇普遍形成。这些藩镇的军费由唐廷供应，节度使由唐廷任命，兵员的招募以及管理也严格遵奉唐廷的命令，是完全从属于中央的军队。
　　然而，募兵制在边地藩镇形成的过程中确立下来并逐渐代替了府兵制，这一变革虽然有利于增强边防军的战斗力，但募兵的兵员为脱离农业生产的职业兵，长期屯驻且家属随军，逐渐形成土著地固的骄兵悍将。节度使若长期统军也容易形成节度使与将士之间亲党胶固的关系。这些问题为藩镇游离于唐中央政权的控制提供了可能性。
　　在唐史和五代史研究领域中，藩镇问题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分支。抛去对分裂时代统治者策略的过度抨击，面对藩镇体制遗留的分权问题，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原王朝在自我引导的巨大转变之中不断调整、适应，最终取得了介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
　　对于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来说，梁唐易代过程中发生的王朝构建方向之衍变，无疑开启了动荡期后半段关于国家统治的新思路。在地方藩镇分权势头拉扯、磨砺中央意志力的同时，上层统治者以集权为主要目标对政权的改革、再创造也在进行，而后者仿佛更值得引起注意。脱胎于唐廷的藩镇的顽疾代表着，对五代局势的重新考量，势必要将目光前移至唐末特别是黄巢之乱后，从而在因果链条上分析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相应转变。
　　随着两税三分制、节度使兼任采访使制度的确立，节度使拥有了藩镇的财政、行政大权，土著化的藩镇军队与节度使之间的统属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唐中央对藩镇的控制日渐松动，藩镇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军政实体。这使得唐末朝廷讨叛时，在军费供应、军队调度以及指挥方面面临困境。
　　安史乱后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形成的政治默契维持了双方长期的和平状态。除河朔三镇外，大部分藩镇仍听命于唐廷，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九世纪中叶，黄巢之变的爆发彻底冲垮了朝藩格局，为地方独立化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黄巢之乱起
　　安史之乱以降，唐廷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及权威的施行，陆续推出了两税法、三分法等财政措施，通过各板块之间的相互配合，东南一一西北之生命线得以不坠。然则在财政上独立型藩镇及各地逃亡民众之数字渐增，意味着施加在普通人民身上的压力陡增，必然导致日益增多的不满情绪。此外，德宗之后的盐铁专卖制度日趋严密，史称至有淡食者。这种局面下，私盐贩的出现在方便下层人民的同时，也与唐廷自身的利益相扞格。二者的结合，标志着反抗情绪有了富含经验的领导者，思想准备即将羽化为实际行动。
　　黄巢变起，各地独立化之势渐显，以往关中握权、东南供财以及西北御边之地缘格局趋于解体，惟河南作为军事基本盘的地位未受改变。当关中处于金字塔顶的权力地位完全形骸化之后，欲补充者便纷沓而来。在战乱频仍的北方地区，只有军事实力足够强大的地区，才足以取代关中成为北中国此后的统治基盘。更何况，因运河蜿蜒而过，地处漕运生命线周围之河南道的经济实力比起其他藩镇也较为富强。
　　综上所述，黄巢之变所依靠的基本盘当为流民、群盗等脱序分子，以其为代表的集团底层细胞与上层领导者之间的欲求并不一致，甚至明显牴牾。如此一来，则流动作战实乃最适合农民军的行军方式。在据城占池与转掠各地的矛盾中，民变终归于失败，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忽视。黄巢军在剽掠各地时损害了地方藩镇的利益，致使视本藩权益高于勤王所得的节帅们纷纷据境自保、意存观望。
　　同时，唐代朝廷或者说官僚集团无休止的内部斗争亦造成赏罚不公的局面，由此催生出权威坠地的恶果。这种状态下，地方独立化趋势愈加明显，新一轮的藩镇权力机构正在搭建。没有这层原因，朱全忠等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无赖分子断不会列位藩维。
　　此外，安史乱后一直处于帝国军事基盘的河南道因大规模叛乱之刺激，终在唐末形成戡乱意愿与反抗性格共存的二元特性，决定了奠基于河南的宣武集团率先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然而，黄巢集团投降而来的降将及余党们所具有的反抗性格，也会阻碍藩镇权力结构向着王朝构建的方向前进。这种背景下，留给朱全忠的难题即在于个人摆脱节帅身份与成为绝对领袖的张弛中保持平衡，维持属下的向心力与战斗力。
　　兴于乱世的朱全忠
　　朱全忠，即后梁太祖朱温（852年912年），即位后改名朱晃。乾符二年，参加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攻陷洛阳、长安等地，大大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地位。中和二年，归附唐军王重荣、杨复光部，与李克用等联合剿灭黄巢军。
　　因其剿灭黄巢军有功，被唐僖宗赐名全忠，任河南中行营招讨副使。次年拜汴州刺史出宣武军节度使，继而又进封梁王。黄巢之乱更进一步加深了河南道业己形成的地域特性。此时派朱温去往宣武，有很大概率出于唐廷希望其与黄巢互相倾轧的意图。然而，他以河南为中心，不断扩大势力，逐渐成了唐末最大的割据势力。天祐四年，朱温通过禅让的形式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由此，梁王终登大宝为帝。
　　然则其后果实乃不可不说。在政权消弭过程中，唐朝虽己沦为地方诸藩轮番操控的傀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无人敢于率先推翻它，因其绵延三百余年的巨大号召力，由它横亘三百余年的庞大笼罩力。挑战权威的行为被容忍甚至默许，但是灭亡唐朝的举措却会引火烧身。
　　自朱全忠篡唐以后，他便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将千古骂名收于身下。唐亡之后，仍有诸多独立政权沿用其年号，显示出唐廷的浩然影响力。而朱温势必成为天下公敌，受腹背之压力。再者，在未能战胜所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强行登基为帝，也为开国之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没有正统性支撑的政权毋宁为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奉以四镇为基业的全忠为领袖，但后者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号召力与实力笼络众人。
　　而且，开五代之先的梁祖出自农门，其麾下大将也大都属于布衣阶层，如此一来，朱梁集团的核心成分即与大唐帝国的统治者阶层大不相同。因此藩镇割据的分裂格局在唐朝灭亡后仍在进行。
　　不过最大的变化是，旧族的消散与新兴阶级的成长。五代时期的稳定性诚然很弱，各朝君主也都是武人出身，但他们维持统治的过程少不了士人的参与，也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微妙的平衡。
　　总之，黄巢之变后，藩镇成为主角，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更新换代己然在进行，自魏晋时期就垄断上层权力的衣冠旧族渐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参与反乱的旧将、借机而起的牙将及骄卒。在填补权力空白的过程中，地方藩镇的扩张沿着利于自我发展的脉络进行，而大唐繁华也尘封于历史的烟云中。
　　结语
　　唐末的格局由单中心转向多中心，而各领导者的成分已与唐朝有很大差别。黄巢之乱及其后续事件使得统治政权几个世纪的衣冠旧族渐次消弭，代之以刀笔吏干之士，对才干的重视超过名望。这一过程中，五代各朝以武人为中核的核心集团完成了对权力真空的异质性填充，改变了中古以来循环往复的政权性质，也开启了宋世以降新兴知识分子支配政治的阶段。如此看来，以黄巢之乱为起端的唐末政治变化之一端，可以说是中古士族社会终结、近世寒门天地开辟的始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