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天傍晚,伍修权带着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来到邓小平的住所门前。一进门,身穿白色短袖的邓小平,正一脸慈祥地站在院子中间。伍修权走上前对邓小平说: 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 说着便招呼中年女子过来,邓小平握着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邓小平的一句话,让中年女子顿时恸哭起来,卓琳在一旁不停地安慰她别难过,但邓小平却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烈属证引出身世之谜 这名中年女子名叫丛丹,他的父亲名叫丛德滋,是一位算不上著名的革命烈士。既没有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没有留下赫赫战功,却被毛主席授予了第00001号烈属证。 而丛丹对于父亲的了解,正是从这张烈属证开始的。 图丨毛主席签发的00001号烈属证 1951年12月初,当时还叫做高锦明的丛丹,放学回家之后发现,自己家被邻居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还有人敲打着秧歌鼓,让往日宁静的造纸厂家属院变得喧闹起来。 随着人群逐渐散去,丛丹注意到家里的大门右侧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革命烈属,自己的父亲高克明正在客厅里,叮叮当当地将一块玻璃镜框挂在墙上。 丛丹站在镜框前,努力辨认着上面的内容: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第00001号,查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毛泽东 由于证书上多为繁体字,丛丹并没有认全里面的字。午饭过后,父亲将她叫进房间,严肃地对她说,自己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亲生父亲叫丛德滋,解放前被特务害了,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天来的是政府的人,来送她亲生父亲的烈属证: 以后,你和弟弟就把名字改回来吧,你叫丛丹,弟弟叫丛甘,都是你亲爸爸取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丛丹一时间傻掉了,她万万没想到,养育自己多年的父亲,居然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 图丨丛德滋旧照 心不在焉地上了一下午课之后,晚上睡觉前,丛丹小心地询问母亲,中午父亲说他不是自己的生父,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母亲王竹青没有多说,只说了一句:你亲爸爸解放前被人害了,你别多想,好好读书,以后会知道的。 没过几天,家人就去派出所,将丛丹姐弟的名字改了回来,自此家里六个孩子,有了两种姓氏。 1953年,丛丹家里遇到最困难的时候。继父高克明由于解放前坐过牢,身体一直不好,还患上了肺病,只能在家中休养,为了照顾他,母亲王竹青也只能暂停工作。 失去了固定收入来源,六个孩子又正是用钱的时候,一家人经常要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 恰好此时远在北京的谢觉哉,打听到丛德滋的遗属都在兰州,特地给王竹青写了一封信,询问丛丹姐弟是否还活着,生活过得怎么样。 王竹青带着丛丹姐弟,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随回信寄给谢觉哉。虽然信中没有提到家中的困难,但细心的谢觉哉,还是从照片上看出他们一家生活比较困难,当即给甘肃省民政厅写了一封信,对照顾王竹青一家提出了三条意见。 甘肃省民政厅很快落实了这一问题,将丛德滋的遗骨迁葬新建的烈士陵园,王竹青被安排到文教委员会工作,每个月能领取80多元的工资。正在上学的丛丹姐弟,每个月也有伙食补助,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一家人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图丨丛丹姐弟合影 从母亲和继父的只言片语中,丛丹逐渐了解到亲生父亲的一些信息,但对于生父的情况,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由于母亲再嫁后家庭和睦,继父对自己视若己出,懂事的丛丹也不再打听什么。 一家人亲密无间地生活到六十年代,突然发生的变故,让已经成年的丛丹,再度产生了调查生父情况的想法。 当时有人污蔑丛德滋是特务,丛丹姐弟因此受到牵连,刚刚当上教师的丛丹被迫停止工作。突如其来的遭遇,让丛丹心中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烈属证上只说我爸爸是为革命牺牲的,他不会是什么特务,我一定要查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生父留给母亲的一张照片开始,丛丹将墙上那张遗属证背后的秘密,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张学良身边的自负秘书 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张学良负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中尉军衔。在工作期间,丛德滋和一些大学时的进步同学有秘密往来,经常组织民众在街头演讲。 图丨丛德滋留给妻子的照片 随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蒋介石唯恐张学良的东北军生变,便将东北军调往豫鄂皖一带去打红军,丛德滋因此随军来到湖北。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令丛德滋无比愤慨,随即和两三位同事一起,写下了一封长信给张学良,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打内战的阴谋,请求张学良不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枪口对外,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 东北军将士来到湖北之后,由于不适应当地环境,士气极为低落,几次和红军交战都以战败告终,再加上全国上下要求一致抗日的热潮影响,东北军官兵反对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 当时丛德滋写了不少的评论文章,寄到北平发表在进步报刊上,强烈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他的这些活动自然引起蒋介石安插在东北军中亲信的注意,很快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 很快丛德滋的日记被搜查出来,送到了张学良的办公桌上,张学良看过之后,评价此人太过自负。其实日记中所写的,不过是一些愤世嫉俗之语,但其中却充满了爱国怀乡之情,尤其一句画山水一幅,有尺幅千里之概!,更显出了他的桀骜。 图丨张学良旧照 丛德滋的自负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张学良一向爱惜青年,在张学良的交涉下,丛德滋很快被释放出狱,并被调入西北剿匪司令部,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负责机要工作,还经常单独叫他出去,谈论一些事情。 自此丛德滋进入了张学良的核心圈子,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36年,丛德滋和几位朋友创办了一个名为《西北响导》的月刊,主要宣传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丛德滋在其中担任主编。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丛德滋用化名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对激发西北民心士气,鼓舞东北将士的抗日斗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北响导》发行了没有几期就被迫宣告停办。同年6月,丛德滋再次参与创办《西京民报》,并担任编辑之一,以各种手法作掩护,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和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西北剿总撤销,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丛德滋在其中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并接管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丛德滋亲笔题写了该报报头。 图丨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丛德滋任总编辑 《解放日报》创刊后,真实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西北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被调往各地分化瓦解,《解放日报》随即停刊,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涯。 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悲惨结局,让丛德滋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他脱离东北军,开始了半年多时间的漂泊。同年9月,丛德滋来到山西从事抗日工作,与八路军总部取得联系,结识了邓小平、杨立三等人,并与王竹青结为夫妻。 当年年底,丛德滋奉命离开山西,在林伯渠的介绍下,经西安到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伍修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动接近敌人不幸遇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之后,我国东南地区迅速沦陷,大量逃难的百姓涌入西北,短短两年时间,兰州城的人口就增加了12万。此时丛德滋被派往兰州,正是为了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图丨丛德滋(后排左二)在延安留影,前排左二为谢觉哉,左三为伍修权 丛德滋到达兰州之后,很快就干起了老本行。经过多番运作之后,丛德滋成立了民众通讯社,并担任社长一职。 虽然当时通讯社中,外出跑新闻的只有丛德滋和记者于千两个人,但却相当高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98篇稿件和消息被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当时不少兰州人都知道,丛德滋是个才子,能在打一圈麻将的同时,就写成一篇社论。 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察觉到,丛德滋的身上,还隐藏有另一个秘密身份。 1938年,在谢觉哉和伍修权的介绍下,丛德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批准为特别党员,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驻甘肃特派员。 为了更好地展开地下工作,丛德滋主动找曾扩情谋个职位,还让自己的女儿认曾扩情为干爹。这一切自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以曾扩情的身份为掩护,获取更多的情报来源。 在西安事变之前,曾扩情被安插在东北军中,一直追随张学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他起了疑心,认为他参与了叛军的招降,将他抓了起来。所幸胡宗南出面说情,曾扩情才被释放,被胡宗南拉入第八战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图丨丛德滋(左)和于千合影 作为曾经的顶头上司,丛德滋听说曾扩情到兰州上任之后,立刻登门拜访,并请求给自己谋个差事,曾扩情满口答应,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办公室做了秘书。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丛德滋为组织收集了不少第八战区的资料。由于知道他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有几个人,因此丛德滋安全潜伏了三年。 但他的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布置抓他的人,正是老上级曾扩情。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兰州城中的地下党组织,成为国民党重点打击的目标,不少地下党领导相继被国民党逮捕关押。 那一天正是小年夜,也是王竹青的生日,丛德滋贴心地准备了两身旗袍,作为妻子的生日礼物。傍晚时分,王竹青正在忙活一家人的晚饭,还没等菜端上桌,曾扩情的一封请柬已经送到了门上。 丛德滋有说有笑地跟着来人出了门,临行前,丛德滋压低声音嘱咐妻子:如果晚八点没回来,就是被捕了,你应该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意志。 图丨曾扩情画像 其实丛德滋很早就预感到自己会有危险。在此之前,曾扩情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常找自己过去谈话,刚开始态度特别不好,谈了一会儿,态度又好了,如此反复多次。 正如丛德滋所料,这一次走出家门之后,他再也没能够回来。 丛德滋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大沙沟监狱中,党组织开始进行多方营救,甚至动用了张学良老师的私章,向蒋介石求情。伍修权一面想办法救援,一面托人给丛德滋送去一条红色的毛毯。 监狱恶劣的条件,加上痛苦的过堂刑讯,彻底击垮了丛德滋的身体。由于始终不合作,丛德滋被关押在一个伸不开腿、直不起腰的小号中,甚至发起高烧都无人理会。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下了放有毒药的洗菜水,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妻子王竹青和亲友随后领出了丛德滋的遗体,安葬于兰州城五省义地坟场,丛德滋的同乡好友赵石萍,撰写了墓碑碑文:丛德滋背井离乡,来到兰州,志在抗日救亡,无故殒命,生者悲愤,死者难以瞑目。 图丨丛德滋墓 丛德滋牺牲一个星期后,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家属为由,将王竹青和两个孩子驱逐出兰州,丛德滋的战友、地下党高克明一直护送母子三人到陕西。1943年王竹青和高克明结为夫妻,一家人在陕西度过了解放前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克明带着一家人回到兰州,在丛德滋战斗、牺牲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与邓小平终生难忘的会面 了解了生父的过往经历之后,丛丹带着父亲那张第00001号烈属证,借了路费,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她希望那些知道真相的叔叔伯伯,能够证明父亲烈士的身份,为自己的父亲正名 在北京,丛丹见到了谢觉哉,从他那里了解到这张烈属证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烈士、烈属抚恤优待办法,并颁发了第一批烈属证。当时秘书在填写烈士名单时,谢觉哉想起丛德滋就是烈士,秘书便第一个写上了丛德滋的名字。 所谓第00001号,只是个序号而已,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签发烈属证时,毛主席看到丛德滋的名字,说了一句话,我从西安事变时期,就听说过丛德滋。 当得知曾扩情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特赦,丛丹费尽周折找到了他。曾扩情见到丛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你爸爸长得真像。 图丨晚年曾扩情与女儿 丛丹从曾扩情的口中了解到,当年自己的父亲其实很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看在两个人的关系和往日的情分上,曾扩情多次找他谈话,就是暗示他主动离开,但每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 一天傍晚,丛丹正陪着伍修权夫妇在院子里散步,伍修权提出带她去见一个人。当见到邓小平之后,多年来自己所受的委屈,一下子喷涌而出,在邓小平面前哭了个痛快。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人这些年的生活情况,还关切地询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 临别前,邓小平给丛丹留下地址,嘱咐她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来找自己。虽然此后丛丹再也没见过邓伯伯,但那一次会面,却让她终生难忘。 图丨丛丹在翻阅父亲丛德滋的资料 在兰州丛德滋烈士的墓碑旁,是被一片统一刻有革命烈士字样的无名墓碑。虽然他们的姓名已经不得而知,但他们都像丛德滋一样,算不上著名,也没有立下赫赫战功,却为新中国的解放而付出了生命。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