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特赦战犯，华国锋建议继续关押13人，毛主席全部放了

　　1975年初，虽然春天已经降临，但是抚顺管理所被关押的战犯们，脸上如同往日一般，毫无表情，毫无活力，他们仍按部就班的早饭，学习，午饭，劳动，日复一日。
　　在抚顺，他们已经待了25年之久了，被关押时，大多都是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经过20多年的岁月，他们对于自由的心，仿佛死了一般。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很快，这份安静就被打破了。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战犯管理所，被关押的战犯得知消息后，内心一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出去的机会，几天后，被关押的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鲜为人知的是，在关于特赦战犯这个问题上，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曾和毛主席有过一次讨论。
　　华国锋认为还有13名战犯不符合释放条件，因而建议继续关押，而毛主席则是大手一挥：全部放了算了。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战犯，在名词解释上来说，指的是在发动非正义战争或在战争中犯严重罪行的人，建国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了许多战犯，建国后，他们都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管理所。
　　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政权都还在巩固中，中共中央认为对这批战犯的处理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关于战犯的处理问题便搁置起来。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役的结束，新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
　　为此，关于处理战犯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被关押的战犯，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战犯，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地表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另一种即和平，在中国人民愿意的可能下，将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中共中央做出如此的决定，也是一种友善的行为，而我党之后之所以释放战犯，其实也是源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未失去民族立场，还有一定的爱国心。
　　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这也给我党释放战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1959年8月24日，毛主席给刘少奇写信，具体地提出了特赦建议，刘少奇随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特赦建议。
　　随后，毛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建国十周年庆典，对于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特赦。
　　9月15日，临近国庆前夕，毛主席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等，他再次谈到了特赦战犯一事，毛主席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呢？原因就是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
　　毛主席的意思很简单，他认为，特赦战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了首批33名罪犯。
　　这些人中有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国民党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杨伯涛等人。
　　在这些战犯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此时我党对这些人进行特赦，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联络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有效的做法。
　　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人都是黄埔一期生，他们与当时的校长蒋介石关系密切，也正是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和器重，对他们委以要职。
　　譬如王耀武曾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等职，杜聿明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等职。
　　王耀武是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相对于其他改造的国民党将领中，两人是毕竟积极，配合的。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他们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成员。
　　周恩来总理曾任黄埔军校的主任，在这些战犯面前，也是老师的身份，在周恩来的照料下，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后，并未遭到歧视，而是被平等的认作是中国的一位普通公民。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特地安排他们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委员，照顾他们的家庭。
　　周恩来总理的所作所为，彻底的打动了这些黄埔学生，他们之后不仅写出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回忆录外，还竭尽全力的为祖国统一而奔走。
　　杜聿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晚年时，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问题，1981年，杜聿明在临终前，还惦记着统一大业，他曾留下遗言：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由此可见当年特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1959年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后，他们与政府配合的积极程度，使得政府非常满意，因而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又分别进行了5次的特赦。
　　1966年，随着特殊时期的开始，特赦工作被耽搁了起来。
　　直到1974年，关于进行新中国第七次特赦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1974年12月，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向中央做了《关于第七批问题的报告》，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继续准备，等毛主席，人大等组织批示。
　　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了毛主席的面前。
　　毛主席仔细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根据公安部的报告，在第七批特赦工作中，还将留下13名战犯继续改造。
　　毛主席摇摇头，立刻对这份报告进行了批示，他写道：气魄太小，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除此之外，毛主席认为公安部预定给予释放战犯的钱也太少。
　　随后，毛主席再次批示：每人发100元零花钱，放他们的时候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
　　毛主席的批示，随即便送到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处。
　　华国锋看后，即刻表示了同意，随后，华国锋找到了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留一个。
　　这位负责人回答：没有了。华国锋这才放下心来。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华国锋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具体谈到了关于第七批特赦战犯名单，
　　华国锋说：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此时，被关押在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的战犯们得知消息，内心一片空白，他们已经在管理所生活了25年了，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这辈子不会出去了，他们是万万没想到，毛主席的胸怀，是如此的宽大。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济南华侨旅行社礼堂召开宣布特赦大会，这一次，总共有293人被特赦。
　　而这一次的特赦，也成为了新中国最后一次对战犯的特赦，此时，全国所有的管理所，已经没有一名战犯，华国锋还亲自翻找资料，最后与1959年开始特赦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一一对上。
　　第七批特赦工作的圆满完成，让这些战犯十分高兴，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新生，他们成为了中国公民中的一位，具有平等的公民权。
　　中共中央对此次特赦工作，非常重视，1975年3月22日，这批被特赦的成员齐聚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安排和分配工作等。
　　1975年3月22日下午，来自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等地的战犯挨个来到了前门饭店。
　　每一个战犯管理所，都有一个头头领着，济南的是郭一予（黄埔一期生，原国民党中将），此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生，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明显的建树，相对于他的其他黄埔一期同学来说，要差一点，所以成为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西安的是胡梦华（原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此人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统的骨干，在长期的特务工作中，他的思想非常难以改造，经常带有抵触情绪，后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转变中，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北京的是文强（原国民党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此人是文天祥的后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父辈追随孙中山，他的姑姑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
　　1931年，文强在进行地下工作，被上级领导误解，一气之下，文强参加了国民党，由于他长期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因而他的思想改造也很难，最终，也是时间磨平了他的棱角。
　　抚顺的是黄维（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员），黄维在国民党的将领中，以书呆子闻名，俗话说就是此人认死理，不会变通。
　　也正是由于他的书呆子气，因而他对蒋介石非常的忠心，以至于在狱中多年，他的思想都未被改造成功，最终，是时间磨平了他的坚持。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批被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不愿留在大陆，想要回台湾。
　　这10人分别是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原国民党青年军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
　　原国民党150师上校团长杨南村，原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
　　对于此事，毛主席批示：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等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给了他们十人充足的经费，除此之外，中央还派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全国政协礼堂设宴为他们践行。
　　这10人前往台湾，大多数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亲人在台湾。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之后由于台湾方面的阻拦，这十人未能成功地返回台湾，最终，只有三人重新返回了大陆，他们是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村。
　　三人回到大陆后，政府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细心安排，使得他们安稳地度过晚年。
　　1975年的这一次特赦，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毛主席的魄力和高明，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尽早到看到祖国的统一。
　　1975年这一年，对于毛主席和蒋介石来说，两人的年龄都大了，毛主席82岁，蒋介石88岁。
　　毛主席批示，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战犯进行全部释放，其实这件事的本身也在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希望能在他生前，希望能看到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