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态度对于欺凌的发生有何影响？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务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
　　校园欺凌也被视为一种群体现象，在许多欺凌情境中，除了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外，还有大量旁观者。他们是目睹、围观欺凌事件过程，虽不直接参与欺凌，但会对欺凌事件造成重要影响的个人或群体。
　　近年来，已有许多关于欺凌旁观者的理论与实践干预研究。
　　他们发现在校园欺凌情境中，青少年作为旁观者，其积极的态度与行为不仅能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抑制欺凌发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受欺凌者所受到的身心伤害，而消极的旁观行为则会助长欺凌。
　　但也有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欺凌情境都有旁观者在场，但只有少数情境中有旁观者会做出积极的保护行为。
　　关于这个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其实儿童、青少年对欺凌的态度会对他们在面对欺凌事件时的实际行动产生直接影响，是驱动行为的源头，培育正确的校园欺凌态度是防治校园欺凌的根本之举。
　　因此，研究将从旁观者视角出发，对青少年在校园欺凌情境中的旁观态度进行探究，以期在拓展现有研究的同时，为制定有效的欺凌旁观者干预措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张文新团队对校园欺凌态度概念的具体定义，校园欺凌态度包括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成分，同时结合校园欺凌旁观者相关研究。
　　在目睹欺凌情境时，青少年作为旁观者通常会产生难过和内疚的情感体验，出现积极的保护受欺凌者行为或消极的漠视行为。
　　研究将青少年旁观态度定义为：在校园欺凌情境中，作为旁观者的青少年在目睹欺凌相关行为时的难过和内疚情感体验以及助人行为倾向。
　　在对现有关于欺凌态度的研究进行梳理后，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目的。以往关于欺凌态度的研究多从儿童、青少年整体出发，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来探究其欺凌态度的总体情况、平均水平等。
　　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儿童、青少年普遍持坚定的反欺凌态度，认为欺凌是不正确的，对受欺凌者感到同情，有想要帮助他们的意愿。
　　当具体关注欺凌态度中的情感成分与行为倾向成分时，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整体的情感水平要高于行为倾向水平，即两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从研究对象整体出发，虽然能够了解其欺凌态度的一般情况，但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首先，如果青少年的欺凌态度都是积极的，那为什么欺凌事件仍然比比皆是，冷漠旁观也屡见不鲜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群体内部的差异，以个体定向的视角来进行探究，可能会发现在总体上看似态度积极的人群中也存在一些态度消极的人。
　　也有一部分人群其情感和行为倾向是一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增长，青少年的欺凌态度可能也不是一味地消极变化。
　　总体来说，在对欺凌态度进行探究时，群体内部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探究也是如此。所以，为了能够对青少年旁观者态度的特点及其发展有更为准确和具体的了解，研究将以个体定向的视角去探究其旁观态度的模式及其转变。
　　研究采用个体定向分析的方法，发现具体情况并不如此。本研究的结果说明青少年旁观态度是存在异质性的，有一半左右的青少年旁观态度是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他们在目睹欺凌情境时会感到难过和内疚，也有一定程度的助人倾向。
　　另外，有四分之一左右的青少年旁观态度处于较高水平，他们在目睹欺凌情境时，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和内疚，也有很高助人行为倾向。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推测如果这部分人群处于真正的欺凌事件当中，有较高的可能会去帮助受欺凌者，发挥积极旁观者的作用，但是这部分人群是比较少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四分之一左右青少年的旁观态度是非常消极的，他们在欺凌情境中较少感到难过和内疚，助人行为倾向也较低。从实践干预角度来看，这部分人群应受到着重关注。
　　其次，研究一进一步探究了青少年旁观态度模式的转变情况。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会发生转变，具体会表现出消极转变和积极转变。这一结果也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以往的研究基本也是采用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欺凌态度会随欺凌年龄的增长发生消极变化，年龄越大，儿童、青少年对欺凌事件越冷漠、越不会采取积极的助人行为。
　　在考虑了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发现，其实除了消极转变，大部分青少年其旁观态度是比较稳定的，更重要的是，也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会出现积极转变，且有中低水平的转变概率。
　　这一结果从发展角度说明了在校园欺凌干预中对青少年旁观态度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因为首先有近有四分之一青少年的旁观态度会发生消极转变，这对于发挥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积极作用是非常不利的，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抑制和削弱这种转变。
　　其次，还有近一半的青少年旁观态度不会发生改变，这其中平静和冷漠的青少年占了绝大部分，这进一步说明了采取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相关干预，大量持有平静和冷漠态度的青少年会保持这些消极态度，一方面无法抑制欺凌的发展，还有可能助长欺凌。
　　最后，值得庆幸的是，还是有近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其旁观态度会发生积极转变，这说明了采取干预措施的可能性，为校园欺凌干预提供了信心。接下来，进一步探究出有哪些原因促进了这些积极转变，将会为实际的欺凌干预提供可行路径。
　　接着，研究二在探究了青少年旁观态度模式转变的基础上，继续探究模式转变的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因素，以期为如何促进青少年旁观态度的积极转变和抑制消极转变提供支持与建议。
　　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因素中，年龄、年级和共情水平对于旁观态度模式的转变具有预测作用。随着年龄、年级的增长，青少年容易出现消极转变，不容易出现积极转变。
　　由于年龄增长，他人认同和群体归属感的重要性也上升，做出积极保护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可能提升，所以他们的态度出现了消极转变。
　　环境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师生关系、社会规范以及媒体信息接触对于旁观态度模式的转变具有预测作用。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温暖，不容易促使青少年出现消极转变，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拒绝和过度保护，容易促使青少年出现消极转变。
　　因为来自父母的温情能够为孩子的情感关怀、安慰等积极行为提供观察学习的模板，从而有利于其亲社会行为的习得，而消极教养方式会降低青少年共情能力，形成消极处理问题的模式，体验到较高水平的焦虑进而影响其积极旁观态度的产生。
　　此外，师生关系越好，青少年越容易出现积极转变。因为良好的师生关系会让青少年产生积极的情绪，感到受支持，这些是其产生积极旁观态度的有效资源。
　　较高水平的助人规范不容易促使青少年出现消极转变，这一结果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规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说明了高水平的助人规范对于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消极转变还是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最后，关于媒体信息接触因素，本研究发现校园欺凌事件媒体信息不容易使青少年旁观态度出现积极转变，这可能是由于欺凌相关信息的刺激性和震撼性引发了青少年的负面情绪，让青少年觉得欺凌事件可怕和危险，进而抑制了其积极旁观态度的产生。
　　暴力媒体信息接触容易使青少年旁观态度出现消极转变，接触媒介暴力会激发侵略性的信念、态度、图式、行为模式和期望，这样可能会使青少年在欺凌情境中，非但不会想要帮助受欺凌者，反而会加入欺凌者的行列。
　　积极的媒体信息接触不容易使青少年出现消极转变，如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制裁欺凌等信息为青少年树立了榜样，帮助其建立了信心，进而能够让青少年保持善意。
　　以上关于青少年旁观态度模式转变影响因素探究的结果，可以为实际青少年旁观态度干预提供具体的路径和方法。例如，可以采取共情能力训练来促进青少年积极旁观态度的形成。
　　父母要多采用温暖的教养方式来教育孩子，老师要多与孩子沟通并且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可以增强孩子的安全感、自我效能感，从而让他们更有信心与能力去保护受欺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