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统治者是如何解决铜币从海上贸易渠道外流问题的？

　　南宋时期的铸币量
　　北宋时期，统治者是如何解决铜币从海上贸易渠道外流问题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北宋与西夏的贸易中，由于西夏缺乏铜铁原料，铸造货币不免受到限制，所以在货币流通中使用宋朝货币是西夏社会经济的一大特点和必然选择，这使得大量的缗钱和铜铁钱流失到西夏，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时任盐铁使的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
　　《宋史兵志》马政篇所载，嘉佑年间的秦州古渭寨榷马场在对西夏的贸易中凡用缗钱十余万。但由于西夏本身经济规模较小，在与北宋王朝的经济往来中钱币交易也多以西北地区的秦州等地为主，且在贸易中由于北宋政府推行的夹锡钱等制度使得东南地区的铜币开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需要上。
　　南宋时期与金政权的对峙和交往较之北宋与辽夏政权又有不同，江北之地此时虽为金地，但是在经济往来和发展上已经同东南地区有着极其悠久的内在经济联系，同一货币经济体系也已经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货币流通程度更为发达，货币流通速度也更快，阻碍更小，这使得南宋时期货币向北方金政权的外流更加严重，规模也更大。而在多次的宋金和议中，仅岁币一项的支出就高达银绢五十万两匹。
　　嘉定元年（公元1028年）宋金和议后，南宋还向金支付了犒军银约三百万两。根据罗雅萍在《南宋钱荒成因探讨》一文中的研究，这些银两因为南宋政府无力凑足所以经常使用铜币折银，使得南宋拥有的铜币进一步减少。
　　诚然南宋时期的铸币量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是逐渐减少的，这一点笔者也认同，但是南宋的铸币量减少并不等于南宋时期市场流通的货币数量的减少，这一点在此前的许多研究中都有过误解，南宋时期钱荒问题的根源并不在铸币量的减少，因为南宋时期继承了大量北宋时期的储存货币，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
　　汪圣铎先生也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如此庞大的铜币数量以及考虑到南宋时期人口和土地面积的缩小，从这一角度出发说铸币量减少是南宋时期钱荒问题的根源还是有待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葛金芳先生已经在《基于货币需求的南宋钱荒成因新探》一文有过明确的阐述。
　　近年来还没有相关更有说服力的文章可以证实铸币量不足是钱荒问题的重要因素，所以流通中货币量的缺失在笔者看来更能接近钱荒现象的本质，而铜币向北方金朝属地的流出自然是直接减少了南宋政权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同辽政权一样，金政权在吸纳南宋铜币的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很多方式都承袭于辽，如在金境内推行货币短陌制度即一贯宋钱到了金境内进行商业交换至少可抵两、三贯使用从而吸引南宋客商从宋榷场内转移到金榷场中进行贸易以便对其课税征钱，甚至于南宋客商在进入金榷场时就需要交付手续费（约为一贯三百文），以至于金大定年间光泗州椎场的收入就有五万贯之多，到承安年间更是增至十余万贯。
　　而在南宋与金政权的经济往来中还有一项特殊的交往方式即交聘贸易，尤其是南宋官方使团在交聘过程中进行的走私贸易。
　　这一点被大量的记录在了《宋会要辑稿》中，如《宋会要职官》中记载且铜禁累降指挥，非不严切，其三节人使及座船兵梢等，或作礼物笼箧，或作随身衣装，所至公然差拨人夫，瞻擎般运，夹带过北界者，正以掌仪等与之通同作弊，皆有所恃，略无畏惮这么做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金政权推行的短陌制度使得使节团成员可以在金朝属地购买大量货物运回南宋境内售卖牟利。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在与西北方向的辽、夏、金政权的经济往来中，宋朝的铜币始终是这些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国家所关心的重要物品。由于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这种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辐射到周边政权，辽、夏、金等政权一方面要大力供给本国的货币数量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才能追上代表先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宋朝商品货币经济模式。
　　对宋铜币的掠夺
　　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独立自足的发展货币经济体系，所以只能将现成的宋铜币作为掠夺的对象。而宋铜币的大量流失使得原西北地区的铜币供给数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易就变得明显不足，所以这时东南地区的铜币成为了长途贩卖商人和倒卖商人眼中的香饽饽，再加上当时的国家政策等客观因素，使得相当数量的铜币被从东南地区抽调出来进入西北地区，这就加重了东南地区钱荒问题的恶性循环。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钱荒问题究竟因何而起恐怕至今已不能也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只能说钱荒问题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共同形成的一个经济难题，而在诸因素中，铜钱的北流无疑是最直接，影响最恶劣的因素之一。
　　同时笔者认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铜币向北方的流失其大背景是在两宋政权与邻近政权的对峙下进行的，两宋政府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去限制铜币的外流，这条流动渠道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通道，但东南方向的海上交易通道。这更多的是建立在两宋政权与海上诸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上，经济关系左右着这条海上通道的一切。
　　包括规模和物品等等，铜币在海上通道的流失要比北方陆上通道更为猛烈和难以控制，这也是本文想讨论的钱荒问题的本质所在。以走私贸易为主的外流通道
　　两宋时期海上对外贸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南宋政权建立后国家偏安东南一隅，因为与北方陆上金政权的政治军事对峙使得北方陆上贸易遭到严重打击，而为了财政税收和经济发展南宋政权不得不大力支持东南方向的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再加之汉唐之时开辟的海上丝路航线到了两宋时期已经更为成熟，是以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两宋时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海上经济往来的政权数量众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日本、高丽、交趾，以及东南亚地区当时的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蒲端等，甚至是西亚和南亚国家包括大食、注辇等都与宋王朝有些密切的海上经济联系，根据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等文献记载同宋朝直接贸易的国家数量约在五十以上。
　　宋朝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贸易量最大的广州港，负责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的泉州港和因地理位置优异负责对日本和高丽贸易的明州港，两宋朝廷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税赋，以中国的铜钱、瓷器、茶叶、绫绢、书画等货物换来外国的香料、人参、硫磺、象牙、药材等，两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在海外贸易中，铜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有时是交易流通结算的工具，还有的时候则是被当作可以用来直接交换的商品。宋铜钱在不少海外国家是可以直接被作为通行货币来使用的，如在高丽、日本和交趾，宋币乃是作为主币在这些国家通用。
　　即使在实行金银本位制的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部分西亚地区，宋币也能担当起辅币的重要功能。因而寻求从宋王朝交易铜币的政权非常之多，交易所获铜币数量更是规模庞大，以日本为例，上世纪日本学者入田整三整理的一份考古报告中记录到，在日本所出土的48处钱币中，中国的铜钱总计竟多达五十五万余枚，其中宋币更是占据了四十六万余枚的数量。
　　由此可见铜币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交易规模的庞大。而在对待铜币从海上贸易渠道外流的问题上，北宋政府和南宋政府在政策上有所不同，铜币在北方陆上的外流和南方海上的外流在规模和特点也有所不同。
　　简单而言北宋时期针对铜币外流的问题国家政策的态度主要还是以禁止将铜币直接作为商品进行大宗商品出口为主，时人刘挚说：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
　　总的来说，这说明当时的北宋士人已经对海外贸易导致的铜币外泄问题有了警觉，且这种外泄的规模很可能较大才会被刘挚判定为是东南地区钱荒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自北宋以来，政府屡屡发布禁令，严禁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藩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