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刘生文

　　一、大姐刘玉霞
　　刘玉霞，生于1946年，去世于2013年，享年67岁。
　　刘玉霞，是我的老姐，在家中排行老大。大姐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悲剧角色，就是她将我致成终身残疾，让我受尽人生的磨难；二是扮演了我人生之旅中的一个贵人，帮我上了半年中学，让我获得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
　　（）
　　那时，大姐在下西号小学上小学六年级，我刚上一年级。
　　我超常的聪明，让父母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让我姐小学毕业就回乡务农，大哥不是上学的料，父母就把上学读书，光宗耀祖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
　　终归还是书给我带来了不辛。
　　八岁那年，我走进下西号小学，成了名年级学生。
　　在我入学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借了本叫《鲁智深》的小人书，放学回家后，坐在门槛上正看的津津有味，这时侯，上小学六年级的姐姐放学回家了，她看见我手中拿了小人书，就说让她先看下，我不给，她就抢。机灵的我硬是从虎口脱险，东躲西藏，上蹿下跳。姐姐也是副不从我手中抢过小人书绝不罢休的样子。姐姐把我追急了，我就跑进姥姥住的屋子，下子跳上炕，偎在姥姥身边，心想，有姥姥在，姐姐不会把我怎么样。但是我错了，姐姐还是破门而入，看见我爬上炕，就顺手从土炉子上抓起一根尖利的炉条，咬牙切齿地拼尽全身力气向我扔过来，炉条嚓的声插进我的左小腿。姥姥哭着埋怨姐姐：还是一个沙滩子上滚大的，下手咋这么狠呢？说着，姥姥用了好大劲，才从我腿肚子上抜出炉条。当时我只是感觉到被炉条插过的地方有点麻木，还有点点钝痛，就没当回事。
　　那是一个春日的星期天，哥哥姐姐要去一个叫塔尔湾的地方挖湖葱。我们家娃娃多，家里就只有母亲个劳力，挣回来的工分少，分回来的粮食也少的可怜，粮食常常不够吃。湖葱是可以食用的种植物，到春天，每个星期天，我们几个都要和村里的孩子起结伴去塔尔湾的湖滩里挖湖葱。听哥哥姐姐要去挖湖葱，我也非要去，姥姥百般阻拦，还是没有拗过倔强的我。如果我当初听了姥姥的劝阻，那天不要去塔尔湾挖湖葱，我就会逃过劫，可是
　　塔尔湾辽阔的湖葱滩，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湖葱滩上有九曲十八弯的小溪，有个又个冒着泡泡的山泉，往往，我们挖上阵子，就去小溪里抓小鱼，或者下到山泉里摸小虾，在不就打水仗，玩得十分尽兴。
　　返回时，要经过大片沼泽地，听说以前有好几个人陷进沼泽，最后连尸首都没找到，大多时侯，我们都走条弯弯曲曲的路，那条路，能绕过那片沼泽地。有时侯，我们也走过沼泽地，我们是踩着露出水面的草墩子，像山羊一样在草墩子上跳过，从来也没有人陷进沼泽地。那天我们返回时，哥哥他们跑着从那条弯路上走了，我的左腿有伤，我怕撵不上他们，就抄近路走进沼泽地。我的左腿有伤，走路直打拐拐，有好几次都差点儿陷进沼泽地里去。就在我离走出沼泽地几步远的时侯，突然脚下打滑，两只脚同时陷进沼泽里。我想努力爬出沼泽，这只脚刚从稀泥里抜出来，另只脚又深深地陷进去了，如此折腾了半天，我的两只脚就全部陷进去了。那刻，我害怕极了，我怕我陷进去永远也见不到姥姥了，更可怕的是我在也看不到我喜欢的小人书了。恐惧袭击了我，我被自己吓哭了。
　　哥哥呀，姐姐呀，快来救我呀！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救声。远远的，从弯路上赶来的哥哥听到了我的呼救声，知道发生了意外，他们拼命的奔跑。等哥哥他们赶到时，我己发不出声音，因为我齐胸都陷进去了。于是姐姐命令大家抽下各自的裤腰带，打了死结扔过来，可是我己经没有点点力气拉住扔过来的裤腰带，我浑身的力气都全让烂泥折腾光了。几个胆大的男孩子跳过草墩，人拉住我的条胳膊，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从烂泥里拖出来，所辛，我总算捡回条小命。
　　陷进淤泥而不死，但我的伤口重度感染，三天以后，我就不能行走了。
　　姐姐的那一炉条，让我落下了终身残疾。
　　姐姐的那炉条，永远剥夺了我像正常人样行走的权利。
　　（二）
　　我让姐姐致成了残疾，姐姐就得以继续上学，后来念完了中学。1968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姐就跟着大串联红卫兵上了北京，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的残疾，让她才拥有了那个让她一生都感到骄傲的荣誉。
　　当初，父亲曾带我去下西号公社卫生院让大夫诊断了一回，大夫说不碍事，打一个月消炎针就好了。
　　我父亲把送我去卫生院打针的任务交给我姐，每天中午姐去学校时，就背着我，打完了针，她就把我扔在学校的一段土墙下。下午放学，姐再背我去卫生院打最后一针。
　　三天之后，姐姐不情愿背我了，说我太沉，背不动。父亲是知识分子，脑子活，他说干脆让我姐去跟卫生院的护士学打针，学会了在家给我打，这样就方便多了。
　　父亲是公社的最高行政长官，给医院院长通报了一声，我姐就去学打针，只学了两天，就算学成了。
　　我姐学会了打针，父亲就从卫生院买回针管子，酒精、棉球、针剂。姐姐第一次给我打针，手抖的不行，一针扎到了骨头上，疼的我呲牙咧嘴。打针之前必须拿消毒棉球反复在打针部位消毒，有时候我姐怕麻烦就省了消毒的环节。卫生院的护士说，针头、针管每天都要高温消毒，这一环节也是省略了。
　　打了一个月针，不但我伤腿上的炎没消下去，而且越发严重，我抱怨姐姐没给我消毒，我姐火了，说能的很，你自己消。
　　两个屁股都让打针打僵了，扎不进去针，可我姐还是咬牙切齿的往里扎，好多时候，针头都弯了。再后来，每次打针，都是母亲事先按住我，我姐才使劲往里扎，扎的药水都不往里进，往外冒。
　　我的左腿，生生被姐姐打坏了，一条腿肿的像水桶子。后来才发生了母亲按偏方给我用骨头熏臀部的恶性事故，这一熏就熏出一个大包，导致我的左下肢发生恶性病变，差点儿塔上我的条小命。
　　医冶无效，母亲就请来乡间的巫神讲迷信，驱邪，捉鬼，折腾半天后，巫神告诉母亲，用野骨头熏烤。母亲打发哥哥和姐姐去四处拾野骨头。经人指点，哥哥和姐姐找到了片尸骨遍地的坟地，他们俩个就捡了两筐子死人骨头（后来，哥哥告了我事情的真相），提回来向母亲交了差。
　　母亲请了人，用盘炕的五块炕面子在地中央盘了一个灶，在灶顶里的中心部分用铲子掏了个碗大的洞，让我的臀部对准那个洞口，母亲用条土布被子把我围住，又十股子绞八股子用根绳子把我绑住，死死的固定在土灶上，这才点燃灶堂里的死人骨头。先前骨头没着起来，我还不觉的烫，半个小时后，骨头火着旺了，我就疼的受不了，让母亲把我抱下来。母亲说巫神叮咛，必须熏上两个钟头才能见效，就死死的抱住我，让骨头火烧烤我稚嫩的臀部。我被烧的吱嘛鬼叫，疼的无法忍受，以致咬烂嘴唇，昏死过去，在姥姥的哭求下，母亲才解开了我身上的枷锁。我的左臀部，生生让死人骨头熏起了个碗大的包，病不但丝毫没减轻，凡而更加重了，我连爬着走路都很艰难。不久，我左臀部的那个大包，完全成了个肿胀的大脓包，脓包上开了个洞，奇臭无比，五花六道的脓水从洞里不断地流出来。我成了个无人待见的瘟神，母亲把我扔在个久不住人的炕上，任由生死。是我那心地善良的姥姥，毎日里用烂棉花，擦臭脓。我没有死掉，竟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这样个半死不活的孩子，活着还不如条好狗。个重度残疾人，能够活下去，除了自身超常的忍耐力，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
　　我的终身残疾，已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
　　我成了一个残废，我的亲姐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那个时侯，我幼小的心灵里，己经种下了对姐姐仇恨的种子。
　　两年之后，我们全家从石河子大队迁到了一个叫西红号大队的村子，因为，父亲在西红号大队驻队。
　　迁入西红号，我的姐姐就名正言顺地上了中学，姐姐上的中学叫玉门二中，在城里。
　　那时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重新站起来，为了能架着双拐直立行走，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只有我自个儿清楚。
　　姐姐中学毕业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跟随着大批红卫兵开始了风光的大串联，去南京、去井岗山、去毛主席的家乡昭山，又去了祖国的伟大首都北京，光荣的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见过毛主席，那是大姐生都值得骄傲的件事。大姐到了老年，对见过毛主席的事还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三）
　　1967年冬，我们举家迁回昌马老家，我的大姐，也名正言顺的成了一个下乡知识青年。那时的我姐正是意气风发的季节，她几次写了入团申请书，她积极地参加革命大批判，基本上是一个红的发紫的人。同时，大姐也出脱成一个风华正茂的大美人，本地不少小伙子都对她垂涎三尺。
　　二队来了一帮子拉练部队，部队上一个排长暗暗地看上了俊美的我姐。那个排长给我姐送了一套精装的《毛选》，我姐又赠了排长一枚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
　　半年后，那个排长和我姐开始谈婚论嫁。排长是山东人，和我姐结婚后，我姐就跟他去青岛，当随军家属，尽想人间的荣华富贵。
　　但是，我姐的入团梦，随军梦，让我这个十恶不赦的弟弟彻底粉碎了。
　　有些事情的发生，让人始料不及。
　　就在我们全家迁回昌马的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冬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们河岸二队来了五个兰州知识青年，两个男的，三个女的。两个男的，个叫周念慈，一个叫韦国强。三个女的，分别叫孙雨琦、啇卫楥、安宁。我们家有一个前院子，是解放前长工住的茅草棚子，当时队上没有空房子，我家前院的两间破房子就成了知青点。
　　兰州来的那几个知识青年，个个都深怀绝技，周念慈会装配无线电半导体收音机，而且画画的相当棒。韦国强，，会拉小提琴，会拉二胡，会吹口琴。商卫援，不但人长的好，心地善良，而且有副唱歌的金嗓子。自小就喜欢音乐的我，就拜韦国强为师，学拉小提琴，学拉二胡，学吹口琴，还跟啇卫援姐姐学唱歌，学识简谱。知青哥哥姐姐都夸我有音乐天赋，学啥会啥，还夸我将来定会成为音乐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迷上了画画。
　　有天，周念慈哥哥画了幅油画，是毛主席去安源，我被周念慈高超的画技震住了，从那刻起，我就又发疯地迷上了画画。我死磨硬缠，周念慈哥哥终于把我收为学生。我先从临摩、素描学起，大概也就学了有四十天时间，我的画画水平就大有长进。周念慈哥哥让我画一幅临摩画，他要看看我的画画水平达到什么程度。那时兴画毛主席画像，我就找了幅宣传画，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个星期天，上小学一年级的三妹彩霞正好也在家，那天母亲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去生产队上工，她坐在炕头补衣服。我们家人就住在北上房里，上房的西半边盘了个大炕，东半边是空的，窗前放着张辩不清年代的老式方桌。当时三妹坐在炕沿上看本小人书，我就爬在方桌边，借着木格子窗里洒进来的阳光作画。我当时想，定要画上幅出色的画，博得周念慈哥哥的夸奖，所以我画的时侯就格外上心。我大约画了两个小时，幅毛主席半身像就画成了，我左看右看，觉得我画的毛主席像很逼真。我当时想显摆下自己的功劳，就把三妹叫过来，我让她说，我画的是谁？
　　三妹说：小哥，你画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问：香香，你说我画的毛主席像不像？
　　三妹说：小哥，你画的毛主席像极了，你真了不起。
　　我说：香香，你把报纸上的毛主席和我画的毛主席对比下，看看哪儿画的还不行。
　　三妹心眼儿实，就偏头扯耳的观察起来，三妹不小心打翻了墨汁瓶，顿时，墨汁染黑了毛主席的半边脸，我辛幸苦苦完成的作业毁于旦。我当时气急了，顺手拿起墨汁瓶就朝三妹脸上砸去，就准确无误的砸在三妹的鼻疙瘩上。当下，三妹的鼻血就下来了，三妹用手抹了下流血的鼻子，哇的声大哭起来。
　　一听三妹直瓜瓜地哭叫，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下了炕扑过来，看三妹鼻血长淌，脸上五花六道，母亲疯了似的搧了我两个嘴巴，我的鼻血也下来了。母亲还是不罢休，她把方桌上污染了的毛主席像揉成团，扔进火炉里，又狠狠地踢了我两脚。受了天大的委曲，我架着双拐走出家门，站在墙根里伤心的哭泣
　　这时侯，队上姓的政治指导员来了，他进了前院子门。
　　我依然伤心地哭着。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政治指导员出来了，他朝前走了几步，又倒回头来到我面前问：发生了啥事情，咋嚎的不住声，给我说说，家里发生了啥事？
　　渉世未深的我，瓦罐里倒核桃，一五十的把发生的事情告了政治指导员。那个尖嘴猴腮的指导员听，副大惊失色的样子，他什么也没说，又进了院子。
　　大约过了半小时，那个姓的指导员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张纸，纸上写满了什么。指导员把纸上的内容给我念了遍，我听，纸上的话都是我对他说过的。指导员问我纸上的话，和我说过的样不样，我说样。指导员从口袋里掏出个圆圆的铁合子，他在我的面前打开，原来是合印泥。指导员和颜悦色地让我在纸上按几个指头印，我就按他的指点，在那张纸上的几个地方按了指头印。最后，指导员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黑杆子钢笔，让我在那张纸上的某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子，我就不假思索的提起笔，写上刘生文三个字。
　　吃过晚饭，队上的那口很久都没响过的铁钟，突然急剧地响起来。不用说，队里要开紧急会议，爱凑热闹的我，架着双拐摸黑去了淌沟东边生产队的会议室。会议室里有好几个人，会议室的正面墙上横着贴了两张白纸，白纸上写着批斗大会四个盆子大的黑字。
　　过了有十几分钟，队上的人几乎都来了，大队姓刘的革委会主任也来了，还来了外队的几个知识青年。这时侯，指导员脸严肃的站到会议桌边宣布：批斗大会现在开始，把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桂英押上来。指导员的话音刚落，四个民兵就押着五花大绑的母亲走进会议室。
　　看着披头散发、被押了土飞机的母亲，那刻我吓的尿了裤子。
　　这时侯，指导员把那张我按了指头印、签了名的纸上的内容大声念了一遍，接着又说：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桂英，极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手绕毁他的儿子刘生文画的幅毛主席画像，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罪大恶极，该千刀万刮，把她批倒批臭，在踏上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桂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十四岁的我，第次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十四岁的我，生生把自已的亲生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
　　十四岁的我，第次体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无情。
　　在我的家人眼里，我成了个罪恶滔天的罪魁祸首，应该把我斗倒批臭，在踏上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四）
　　母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姐的入团申请没有被批准，更让我姐不能接受的是，那个拉练的解放军排长终止了和我姐的恋爱关系。
　　受了那么大的打击，我姐哭得死去活来，两只漂亮的眼睛肿的像两只熟透的水蜜桃。
　　醒过神来，我姐才意识到，她的不幸，是由我这个瘸腿弟弟造成的。
　　每天夜里母亲受批判回到家，姐姐就带着我哥和我的几个妹妹对我进行武斗。我哥只是用双脚踢我，我的几个妹妹也就是在我脸上吐几口唾沫，摸了就得了。我姐那可是真打，用她白嫩纤细的手左右开弓，打我的脸，还撕着我的嘴，说我咋这么坏？
　　我不想活了，活着成了家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一天夜里，我来到庄园东边一口有几十丈深的枯井边，正要跳下去时，被人抱住了，是一个女知青救了我，那个救我的人是住在前院的啇卫楥姐姐。
　　往后，我每次受了委屈，就跑去找知青姐姐。我姐就骂我，有本事，你就和婊子过去，永远也不要进家门。
　　受尽了我姐的百般凌辱，我起了杀机。
　　秋天到了，母亲、姐姐、哥哥、二妹都去生产队收割，让我留在家里做饭。有一天早上，我只顾看小说，一家人收工时，我还没有做饭，母亲没说什么，我姐上来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抽的我眼冒金星，抽得我鼻血直流。
　　我去了一间放杂物的房子，操起一把镰刀，嗷嗷叫着扑向我姐姐，我姐一下吓得躲进她睡觉的屋子，我就守在门口，狂叫狂吼，大哭，我发誓要割断姐姐腿上的筋，让她也尝一尝当瘸子的滋味。
　　谁敢挡，我向谁举起刀，失去理智的我，心里只有复仇，没有亲情。
　　我姐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开始服软，说她保证从今往后再不打我了，保证以后对我好。
　　杀人心切的我，哪里又能听进姐姐那些甜言蜜语，我依然举着镰刀，不肯放下。
　　我的举动惊动了全队的人，大约中午三点的样子，院子里围了有四五十人，队长也有，大队革委会主任也有，还有姓王的那个工宣队长。
　　可是一院子的人，谁也不敢上前阻拦我。
　　我母亲坐在地上，放声痛哭。
　　我哥我二妹，让我放下屠刀。
　　三叔劝我，让我放下屠刀。
　　四叔劝我，让我放下屠刀。
　　我已经走火入魔，已经听不进去亲人的劝告。
　　三婶娘上前劝我：建设，我娃听话，你把你姐姐杀了，你也活不成了呀！
　　我说：我活够了，我今天要和她同归于尽。
　　这时候，那个好心的知青姐姐上前来劝我：小弟，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做了傻事，你可把自己的一生都毁了呀！
　　知青姐姐的话，让我的头脑有了一点清醒，我停止了哭叫，把手中的镰刀放下了。
　　由于知青姐姐的劝阻，让我亲姐姐逃过一劫。
　　那件事之后，我姐似乎像变了一个人，往日对我的那种凶狠荡然无存，对我说话也很客气，我们就像一对毫无利害冲突的革命同志。
　　（五）
　　不久，我姐就嫁了人，她嫁给了玉门市电影公司的一个叫何涛的人，而她本人也随之招了工，成了玉门市北坪被服厂的一个职工，成了个正儿巴经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过起了让乡下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城里人的生活。应该说，大姐的命好的不能再好。我那个唱秦腔出身的何姐夫，是个少有的好男人，他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事。而我的大姐，过起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在好多年里，大姐拿着姐夫存下的钱，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足迹遍布国内最有名的历史名胜古迹。用我母亲当时的句话，说我大姐除了没到天上去过，世间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那可怜的何姐夫，堂堂个国家干部，临死前都没去过省城兰州。
　　在大姐嫁人后，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堂弟叫刘生俭，当时正上高一，和我平日里混的很熟。有一天他说，他们班上要进行一次作文比赛，要求每人写一篇短篇小说。堂弟说他从没写过小说，不知道咋写，他让我帮他代写一篇。
　　对于写小说，我并不陌生，之前，我已经练习的写过几篇，都是关于知青的题材。刘生俭求我，我就答应下来。经过一番构思，我写了一个知青跟贫下中农学会赶马车的小说，小说中还设计了几个小冲突，让文章变得有些波折。
　　大约过了十几天，刘生俭笑眯眯地来了，他告诉我，我替他写的小说被评为第一名。
　　我替高中的学生写的作文得了第一名，我又萌发了上中学的念头，那种念头日益强烈。
　　恰好下放的父亲被派到西湖硫磺矿区劳动改造，时间是一年。我马上给姐姐发了一封信，意思是让她回一趟昌马，替我向母亲求求情，让我去上中学。
　　我姐收到我的信，就马不停蹄赶回来。一夜过去我姐就做通了母亲的工作，答应让我去中学读书。
　　1972年春，我架着双拐走进了昌马中学，成为初一年级的一名插班生。是姐姐，让我有了一段上中学的难忘经历，虽然那段上中学的经历很短暂，只有半年，但它让我结识了一个美少女，在多年之后，那个美少女成了我的妻子。
　　所以说，我姐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姐姐极力劝说母亲，母亲是不答应我上中学的。上不了中学，就错过了和那个美少女结识的机会，很可能，我如今都是一个老光棍，一个残而又废的老光棍。
　　人世间的什么事，都有个机缘，你要是不适时机地抓住上帝赐给你的机缘，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抓不住机缘，那么你将会失去很多。我自个儿心里明白，我满打满算还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小学，充其量是个文盲，一个文盲上中学，你没有几下子，怕是连一个月都混不下去。但我混下去了，我还混了整整一个学期，如果不是我在父亲身上犯下滔天罪行，说不上我就会一路混下去，混个初中文凭，在混个高中文凭。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弥足珍贵的一学期。那一学期让我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让我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我的出众的文学才华和音乐才华，让一个青春、漂亮的14岁女孩对我如此倾心。以至于她的那颗芳心再也没有向哪个男人打开过，而最终让我捕获了。
　　后来我终于和那个美少女结婚了。
　　由于我的残疾，导致了家庭的日益贫穷，由于我的残疾，让爱妻美好的青春年华黯然失色
　　后来，儿子女儿相继出生，有时甚至给孩子买一身新衣裳，都拿不出几块钱。
　　80年代初，男人流行穿中山装，上下四个口袋，如果在口袋里别上一枚或两枚钢笔，就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80年代，知识分子是很受人尊敬的，我也算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可我买不起一件中山装呀！在无数个梦中，我都梦到自己穿上了中山装，乡人都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可梦醒了，我依旧穿着破衣烂衫，依旧是一副穷酸的样子。
　　有一年，我姐来了一趟昌马，给我送来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是她亲自裁的做的。穿在我身上，刚合身。从此之后，我在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别上两支钢笔，知识分子的形象立马就显现出来。妻子说我不但像个知识分子，还像个大知识分子。
　　我穿着我姐给我做的中山装，拄着双拐在村里走来走去，人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穿上了姐姐为我做的中山装，我活的特别有尊严，也特别有气派。
　　此后，每过两年，我姐姐都要给我做一套中山装，而我的两个孩子，也都穿上了姐姐做的新衣裳。
　　至今，我老家的柜子里，还有放着几套洗的发白的中山装，那是一种念想，我想长期保存下来。
　　（六）
　　大约是1996年吧，我的何姐夫不辛患了结核性脑膜炎，在酒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病科住了半年，医治无效，终于撒手西去，享年56岁。从此，我的大姐的生活走入人生的低谷，不得志的困局开始了，先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国营北坪被服厂正式宣告破产。厂子解散了，我的大姐，夜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时过不久，大姐又由高血压引发糖尿病，她成了个病魔缠身的人。
　　大姐虽说是个病人，但她皮肤白皙，体态丰满，风韵犹存。
　　经人介绍，退休老干部（原市文史委主任）、作家杜振涛和年近六旬的大姐认识了，并且互相有了好感。
　　时过不久，丧偶三年的杜振涛杜作家就和大姐幸福的生活在了起。
　　在我的印象中，杜姐夫是那种人间少有的好男人。大姐的病，毎年要花费医药费上万元，而大姐每月只有300元钱的生活补贴。我的杜姐夫，每年把退休工资的半，都毫无怨言的贴在大姐的身上。最让人感动的是，杜姐夫扮演了大姐保姆和保健医生的双重角色：每天给大姐做不含糖的可口饭菜，每天早、中、晚给大姐注射胰岛素，对大姐的呵护，是无微不止的。
　　为了让大姐有个安逸的养病环境，杜姐夫舍弃了和前妻住了大半生的玉门市老市区的套并不错的单元房，花巨资在环境相对很好的酒泉租了套单元房。其间，我去过几次杜姐夫在洒泉的居所，看到杜姐夫对大姐百依百顺的样子，看到杜姐夫对大姐关怀备至的样子，我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的病魔缠身的大姐啊，你在老年，上天却赐给你一个柔情似水的老伴。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姐虽病着，但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患者，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
　　糖尿病不但是个消耗性的疾病，而且是种进行性的顽疾，越往后，身体内部的器官损害越严重，尤其对肾脏的损害尤为历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2011年夏天，我和秀芳回了趟老家，我专程去酒泉看望大姐。那时的大姐，生活基本不能自理，语言也发生了障碍。我的杜姐夫，依然对大姐如既往，不离不弃。更让我惊奇的是，杜姐夫竟给大姐洗内衣、洗内裤。一个曾经担任过市委办公室主任的退休官员，个著作等身、颇有名望的作家，甘心放弃自己钟爱的写作事业，又心甘情愿地照料我病重的大姐，这需要怎样的种胸怀啊！
　　2012年初，为了更方便的照料大姐，杜姐夫又搬到她女儿在嘉峪关的套新买的单元房。
　　2012年夏天，我又回了趟老家，专程去嘉峪关的新居所探望大姐。那时，大姐的肾衰竭己经很严重了，基本上处于瘫痪壮态。杜姐夫告我，大姐病瘫己半年之久，我担心大姐患了褥疮。杜姐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他告我，他毎半个小时给大姐翻次身，毎天给大姐擦洗三回身子。
　　我又问及大姐大小便怎么解决？
　　杜姐夫对我说：为了能让你姐大便时舒服，我发明了个便捷坐便器。说着，杜姐夫从他和大姐的卧室里搬出把有靠背、有扶手的木头椅子，椅子中间掏了个碗大的洞，他还缝了一个棉花绒的垫圈，以便让大姐坐上去更舒适。看着杜姐夫那手绝活，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我真想抱住杜姐夫，想痛痛快快哭上鼻子，不为别的，就为我那病入膏肓的大姐能拥有杜姐夫这样世上难寻的好老伴。
　　我临走时，又拉了下大姐的手，大姐虽然言语不清，想对我说什么，又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她含着眼泪笑了，我从她甜甜的笑中读出了两个字：幸福。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的品德高尚的杜姐夫，他年事己高，快八旬的老人了，本该让别人来精心照料他，而他，却为大姐的对儿女尽着孝道。终日守在大姐的病床前，给大姐梳头洗脸、给大姐翻身擦澡、给大姐喂水喂饭，给大姐端屎接尿、天又天、月又月。不嫌脏不嫌累
　　我的大姐哟，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有话说，年轻享富了不算富，老了享富才算富，大姐啊，你的生都享福着啊。又有话说，年轻时好了不算好，年老时好了才算好。大姐啊，你年轻时就见过了毛主席，还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三山五岳中年时，有勤勤恳恳的何姐夫供着你、养着你：步入老年，有博大胸襟的知名作家、我那侠骨柔肠的杜姐夫，守着你、敬着你。天下还有哪个普通女人有你这样的福气？
　　2013年年尽了，我那亲亲的大姐，她走完了她67岁的人生路程，撒手西去了。大姐虽说不上高寿，但个病躯之身，能活到67岁，己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大姐啊，在天堂里你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办完大姐的丧事，外甥冬冬给我这个当舅舅的来了电话，告知大姐的后事办的很圆满也很丰光，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又不久，杜姐夫给我来了长途，足足说了有个小时，说大姐在弥留之际也没受什么罪。说大姐走了，我那外甥女请了社会各界名流及她电视台单位的领导及同事多名，墓地里，光名牌轿车就开去了近百辆。杜姐夫说，大姐丧事的那种风光场面，他活了八十岁，都没见过几回。
　　我那亲亲的大姐，你活着时，风光无限，死了时，还风光无限，你就在天堂里偷着乐吧。
　　最后，我想说说我那伟大的杜姐夫。听人说，杜姐夫的前妻也曾是个瘫痪病人，杜姐夫硬是守着前妻，精心伺侯了前妻七八年。按道理说，杜姐夫应该好好歇歇了，应该提起笔来，书写自己辉煌的人生经历。可偏偏老天把我患病的大姐又推向他的怀中，让他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切。
　　杜振涛先生，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心胸最宽广的男人，你的心胸宽广的能行驶艘航空母舰：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修养最好的男人，你能容纳别人所不能容纳的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个有责任担当的人。这个世界因于你的存在，才会变的和谐、太平，你的身上，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杜姐夫，你是我永远永远的亲人，今生是，来生还是。
　　杜振涛先生，刘生文向您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