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自我剖析时多处引经据典，为何弑母行为会被浪漫化？

　　吴谢宇在庭审现场
　　吴谢宇弑母案在一审判决结果释出后，除却亲属们略有异议，公论上基本是认可的。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随着庭审过程实录的公开，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自我剖析也被更立体的打开。
　　要知道先前媒体也曾以非虚构报道的方式释出过庭审细节，但受限于文字无法将吴谢宇在庭审现场的情绪特征全数托出，舆论层面也只能基于标签（妈妈很像死前的林黛玉）进行谈论。甚至就报道的呈现，总让人觉得吴谢宇极度理性，因为就其袒露作案心理的话术，完全可用逻辑清晰来形容。
　　只是当我们透过庭审过程实录才发现吴谢宇在现场几度哽咽，尤其在谈到父母关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失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有暂且先撇开吴谢宇在弑母后的表现（骗亲友钱，到处挥霍），才可能进入更为细腻的情感分析理路，要不然很容易被块状逻辑（比如：吴谢宇要是真的后悔弑母，为何还会诈骗亲友？）淹没，彻底否定亲缘的微妙情感。
　　当然我们不否认块状逻辑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于真正的逻辑自洽，在细微处成立的同时，在大方向上也是勉强可讲得通的。而对于吴谢宇弑母案而言，我们之所以在判决定性后，还要追闻吴谢宇的自我剖析，就在于我们需要搞清楚他对于弑母行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清晰的。
　　在庭审过程实录中，吴谢宇有两处表述值得玩味（他在庭审中也直言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小说和电影中找到一个人）：其一、在谈到父母的感情怎么样时，吴谢宇说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其二、在谈到烧掉自己的电脑及个人物品（逃亡过程）时，吴谢宇用黛玉葬花比拟。
　　总而言之吴谢宇对于弑母前后的心理复盘都显得比较浪漫化。在这个问题上除却高学历对吴谢宇表达能力的塑造，更多的推动应该是基于想象的念头，也就是吴谢宇在讲述作案动机中强调的我以为。虽然从判决结果上看这些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就追溯吴谢宇整体的精神活动却是必要的存在。
　　一般来讲，感觉错觉和幻觉错觉算同一类型，但它们和想象的表现特征不同，因为前者的主体是被动的，受制于感觉本身；后者的主体是相对主动的，是通过纯粹的想象或者想象结合现实创造出来的。
　　所以在看待吴谢宇庭审过程实录中的浪漫谈吐（他在庭审中也直言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小说和电影中找到一个人）时，就应该更为细化一些，比如哪些属于感觉错觉，哪些属于幻觉错觉（当然也可能是混合存在的）。
　　就如吴谢宇在看待父亲亡故的事情上，他之所以会生出帮母亲解脱的念头，应该是感觉错觉和幻觉错觉综合导致的，他感觉母亲不快乐，应该是基于母亲日常的表现（言语的，行为的），而幻觉的出现是缘于母亲的失落跟之前的家庭小确幸严重反差，以至于他觉得帮母亲解脱是对的。
　　另外对于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自我剖析，有多少是真诚袒露，有多少是逻辑自洽，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许也不是很知道）。因为就案情事实来讲，就算吴谢宇再怎么不懂量刑尺度，他应该也是有基本判断的。
　　所以庭审上的一问一答，最主要的还是为看吴谢宇怎么进行自我剖析，因为这不仅关乎最终的判决定性，还关乎如何理解人性异化过程中的变量作用（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说到底仅是以悲叹的话术谈论这场悲剧是不够的，还需要正视悲剧合力处的不确定性。
　　当然我们能从他（她）人行为中给出准确理解和恰当评判简直太难，就像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将自己的想象描述得栩栩如生的孩子们，是否真的觉得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因为认识力但凡放到具体人头上，就会出现绝对的差异。
　　与此同时，法理证据链再怎么强调严谨性，也只是基于实证逻辑而言的。而回到心理分析的层面，潜意识在法理程序中的重要性还是被低估的。并且多是基于教训的析出而言的，对于具体案情的定性没什么太大影响。
　　因此吴谢宇在一问一答中的表现，即便算得上比较能表达的犯案者，但是依然离全面托出自己还很远。就如歌德所强调的：印象必须在脑海中静静地存在很长时间，才会宣布自己愿意被诗意化（浪漫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吴谢宇只不过是在释放部分记忆，而那些作案过程中的瞬间触动，有可能被无意识地回避掉。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每个人都对这种潜意识智力活动有所了解。通常我们总是苦恼于建立意识流的顺序，并且多是失败的。基于这样的普遍性，那么吴谢宇不管是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都还是可能陷入潜意识混乱，即便看起来很自洽。尤其对于诗意化（浪漫化）的建立来讲，它本身就不是靠逻辑进行的，更多的基础在于出其不意，在于情感和现实的疏离。据此去看待吴谢宇的自我剖析，也只能说他在努力去忏悔，至于他到底是否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他或许也不那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