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苏小说夜的叙事特点分析论文

　　在土耳其作家卡拉苏（BilgeKarasu）的小说《夜》（一九八四）中，一个无名城市上演了恐怖一幕：
　　被称作夜工的某个暴力群体在街头肆意捕杀年轻人，原因不明，真相莫测。那些夜工突然从墙边蹿出，从墙角和门道那儿跑过来，聚到一起，在人群里攫住那个年轻人，将他团团围住。夜工们四散离去之后，留在那儿的只是一团血淋淋的肉体。据一些目击者说，落到暴徒般的夜工手里之前，那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小伙子，等到被抛尸街头时，剩下的血肉甚至不足他原来躯体的一半。那几乎就是溅落一地的带血的肉酱，上面落着干枯的树叶。
　　那些夜工昼伏夜出，只为杀人而杀人，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猎物，草草处置，并在城市各个地方刷上神秘标语，预告长夜将至一个噩梦般的世界。
　　谓之噩梦般的，非独见于杀戮之残暴血腥，也见之于孩童式的嬉戏和颤栗，从肉体残害中汲取欢悦。他们携带的工具，有铸铁制成的，有取自鞣制的皮革，有上等木料雕件，或是用适于加工的松脂塑形而成。这些玩意儿用于捶击、撕扯、穿刺、凿孔、搓捻或击断。有时他们也玩弄招数：纹丝不动伫立街头，一连数小时保持沉默，装作不在场；胡狼般的耳朵捕捉着门闩轻轻落销的声音，眼睛偷偷左右逡巡，揣摩着人们的内心煎熬此即获取愉悦的方式，诚乃施加恐怖的一种更奇妙的恶作剧了。
　　夜工隶属于名为太阳运动的组织，这个由官方暗中操纵的组织被赋予生杀大权。据说，他们除了从被打断骨头的人身上公开传播暴虐效应，还将那些留有一口气的受害者带到研究所测试，研制一种不同于传统逼供手段的新技术，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采用怎样的手段能使人们被迫交待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只在审讯者大脑中出现的事情。这是由夜工的技术骨干负责的一个高难度攻关项目，用来检测人的抗力的一套科学流程。
　　我们看到，伴随长夜将至的末日预言，这座无名的城市充斥暴力、猜疑、流言和恐惧，笼罩在无孔不入的黑暗中。
　　《夜》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的写作方式颇为别致。读者阅读这部小说，对其叙事风格的扑朔迷离不能不留下印象。
　　该篇出现四个人物，分别是自由派作家、太阳运动负责人以及名叫塞文思的男特工和名叫塞维姆的女特工。人物之间的关系逐渐交织成一个故事：自由派作家受到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监视和调查，而他们俩是小学同学；塞维姆是负责人的前妻和助手，因为良心发现而遭杀害；塞文思在充当密探过程中成了作家的情侣，陪同作家出席一个境外国际会议，这是太阳运动暗中策划的项目，他们派遣刺客将作家刺伤，制造了一起政治新闻，于是这场境外旅行以欺骗开始，以灾难收场。
　　小说由四个部分构成，由四个人物的独白讲述故事。我们知道，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讲述故事的方式已不算特别，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便是这样做的。而《夜》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其情节的展开是由不确定叙述所支配，除了讲述作家的故事，还讲述这个故事如何制作成书的故事；换言之，这是一部进行中的作品（thebookinprogress），像乔伊斯一度为《芬尼根守灵夜》命名的那样；读者分明是跋涉在不确定叙事的流沙中，被迷雾般飘忽的声音所包围。
　　作者在叙事流程中不时插入脚注；在脚注和旁白中，作者决定所要采取的叙事策略，又质疑之，然后采取另一种叙事策略，让故事朝着难以预料的结局行进。
　　起初是作家的笔记，一边讲述见闻，一边加以评论；然后加入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笔记，然后是塞维姆的笔记，塞文思的笔记；作者变成四个，在脚注中对此书的创作发表意见或进行争论。我们遭遇的已非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而是多个作者混合叙事；也可以说，这些拆散的笔记本将权威作者的身份消解了。
　　这部风格诡异的后现代作品，其碎片镶嵌的马赛克拼图，那种大杂烩式的结构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库切等人的探索。
　　在卡拉苏笔下，不仅是作者声音及其权威性被销蚀，而且故事的地点、时间、人物和结局也是悬疑不定的，有时连角色的性别也不甚明确。毫无疑问，不可靠叙述和碎片化结构强化了混沌和悬疑的气氛。尤其是到了此书结尾，不同声音碎裂并混合起来，融入梦魇的高潮他、塞文思、塞维姆和那个耳聋的金发男孩都朝我大笑，好像他们都长着同一张脸，脸上带着血，也许是从镜子里看着我，或是在地上，或是在我的意识中。读者似乎不再是踩着流沙行进，而是陷入错乱的镜像中了。作者借此将常规叙述解构，把故事的讲述还原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书写。我们不禁要问，此种书写的意图是什么？
　　《夜》作为超小说（或元小说）作品，归属于文学中的后现代创作范畴，其文类性质虽不难判别，但后现代标签仍难以说明单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将卡拉苏与贝克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库切等人相提并论，也只是就类别的属性而言。有关《夜》的形式问题，不妨从两个层面略作阐释。
　　首先，《夜》所要构筑的是一种论题式小说。它在集权政治的总题下细化为若干分论题，诸如历史、权力、秩序、语言、自我、他者、童年创伤和自卑情结等，而这些分论题衍生出枝蔓话题，密密缠绕于整个文本。传统论题式小说（伏尔泰、狄德罗）以叙事的样貌出之，其内在的逻辑焦点总是清晰的，等待读者去破解其观念的辩证性意图。相比之下，《夜》的论题式展开显得即兴、无序、跳跃，是一种散射状的布局；有时是理性化论断，有时是隐喻性论述；某些总结性话语闪烁启迪之光，本身却不能被当作结论看待，而是引导我们去质疑片面的视点和描述的真确性，触及事物有待领悟的深层意蕴。如此看来，作者为何总是陷于言语不当的窘迫中，叙事何以缺乏可归纳的动机，多个文本何以造成叙事目的的分裂，这些问题也就显得不难理解了，因为，在思想悬疑的总体气氛中，叙事的抵达（如果存在着一个核心情节的话）也必经历迂回、扭结、分叉和解析的过程，甚至像现象学所做的那样，叙事的子项被置于括弧中，以便进行还原式观察。
　　因此，言语不当的窘迫和调试，伴随着多角度的刺探、钩沉、截击、拆分；叙述虽不断发生偏离，却始终维持内在张力。这是一种渗透性极强的思想的警觉状态所形成的张力。显然，卡拉苏的论题式小说不仅试图阐述极权话题，还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思维的象征性宇宙。
　　其次，《夜》追求一种叙和议的高密度结合。不仅叙述是以感性的样貌呈现，议论也是以感性样貌呈现，这和库切《凶年纪事》以分栏排列的方式将叙和议分割是不同的。传统小说遭人诟病的一个现象是议论和故事间距比较远，人们甚至认为，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果去除议论，叙事的效果会更好。这其实是一个小说的常规问题，并无传统和现代之分。如何协调理性思辨与感性效果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越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便越是受到关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试图缩小议论和故事的间距，将两者纳入幻觉性气氛的叙述中，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就此而言，卡拉苏的《夜》继承了卡夫卡的衣钵；它不愿放弃形而上论题的宏观框架，又想达到日常情境的仿真效应；其结果呈现为一种部分地清晰、部分地模糊的状态，理性和感性紧密交织的状态，而其主题的内核不再有一个遮蔽性外壳，干脆被抛撒到表层，在轮廓线、断层和罅隙中流溢。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孔雀羽毛般的变幻色调。《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求一种幻象闪烁的艺术，以其诗意的诱惑和复调的言说，试图照亮一个幽暗的精神宇宙。《一九八四》中的奥布莱恩，其邪恶和智慧虽说让人害怕，可我们也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属于良知和正义的另一类。我们牢记温斯顿的宣言：文明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憎恨以及残暴上面。这种文明是不会长久的。至少，我们应该在心中保持这样一束信念。
　　然而，《夜》的作者提醒我们，那面渴求同一性的镜子矗立在我们面前，即便镜子碎裂，那成百上千个碎片折射的依然是那个我，而在我与任何对立的他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那么清晰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