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绑架哈贝马斯或德里达？

　　兼论欧洲、美国和’我们’未来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
　　5月31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的《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想必又要在中国激起新一轮的什么知识分子的立场站定之类的秀。但不管怎么秀，这事与哈、德左不左、与欧洲知识精英是否为欧洲新帝国效犬马之劳或为原教旨左派出了什么气都是没有关系的了。哈可算是个左派，但真是你要的那种’左’吗？你一会儿会嫌他太左，一会又发现他不左了（如科索沃时的他），我们并不知道你到底要把哈贝马斯怎么样，但求求你千万再别闹出上次哈贝马斯来北京拿他当玩具要将他抢在自己口袋里之类的事来了，有空还是把他的著作先去读读清楚。否则，你责怪或支持他科索沃时说该打，伊拉克时说不该打，你玩他时不小心就把他当成搞外交、国政、军事研究的专家和政治阴谋家了，他老兄可只是把他的一篇报纸文章当作政治哲学之推导，在公共空间与民众与政客的交流，一种虚拟的思想政治行动的。而更难办的是，这一次，人家是联名，你难道也想把德里达当左派？
　　这样一篇面向大众的通俗媒体文章，在中国被称作一次’行动’，认为是这两位平时相互根本不买账的人的一次联手，是为某种目的，比如说欧洲的新的帝国意识，新的西方中心论，挺卒出车了（但好在这两位都是写作神手，早就在文中料到我们会这样以己之心度他们之腹，预防在前了：Jededergrosseneurop？ischenNationenhatEineBlteimperialerMactentfaltungerlebtund，wasinunseremKontextwichtigerist，dieErfahrungdesVerlustsEInesImperiumsverarbeitenmssen）。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的统一的协调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局部认同，是为达到更大的认同所需的策略（详见下文），欧洲自己就要警惕总在不远处的帝国和殖民意识。他们联名发表文章时，并没有忘记个人的世界公民权利和全人类正在走向的更大认同。
　　这篇文章读下来，是哈贝马斯的眼光多一些，我看甚至是德里达跟着签了个名。实际上也只能是如此，你让德里达出初稿，他那样的aleatory的粘连式写法，哈贝马斯还插不插嘴？将观点和用词与哈贝马斯2000年出版的《后民族集体聚》（在上海好象看见书店里已有这本书）和德里达近两年来出的《宗教行为》、《论好客》等
　　六、七部’书’一对照，这篇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创见，有的话至少也不是纯粹由于伊拉克战争而触发。我们起哄个什么？不正暴露出我们连他们自己很当真的著作都不去读，从报纸上读了只字片言，就要拿伊拉克说事，去跟他们瞎起哄？落进西方媒体炒作的无聊里，落进我们中西思想互搞的肥皂剧里。
　　老实说，伊拉克战争后，我和一位好哥们也盯着法兰克福汇报很久，想看这两位或别的所谓欧洲大知识分子会写什么（前些天等到了Baudrillard写的，也是其一贯的主张，读下来觉得不是战争触发了他新的观点，而是战争证明了他过去的书里的旧观点：作者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一个历史事件（Baudrillard这里谈的是当代战争这样的’无事件’，l’invnement！）只证明他们的原来的对？），等好久不见，就不去关注了。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写，我也由不得要想这两位仁兄是有点怕看走眼，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不敢轻易来说话，至少是并不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力挽狂澜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实践理性层面上，他们也有点儿事后诸葛亮，而他们平时是动辄向我们提供眼光的。他们在这篇文章里做的，实际上很沉稳，就是将其著作里的立场延伸出来，放到公共视野中来，不激进，不先锋，是来自欧洲学术思想老大的对’欧洲公民’们（europ？ischeBrger）的语重心长，但保持了自己的立场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老读者不会对他们现在的立场吃惊，对于没读过他们的著作的欧洲政客和选民，这也算是一次关于他们俩所说的欧洲的正在共同形成的政治命运（zugestaltendenpolitischenSchicksals）的政治思想教育。
　　而实际上，你可以设想，对于一个在本地政客的巧舌如簧和媒体的添油加醋下总先已被大体上搞定的欧洲选民，哈、德两人的文章还有多大的插嘴的份，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真有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去大报上发一个文章是姿态，不是象我们设想的中国大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顶天立地，是要把欧洲怎么样了。各种议会和媒体里也多的是乡愿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哈、德两人听上去也有点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时谈世界主义政治被人嘲笑那样，大多数人也仍将他们俩当作把康德的理想当了真的书呆子。我们对欧洲明星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总有太大的狂想式期待，可能是想把我们心中的抱负都不现实地寄托于他们的英雄行为上了，我们的这种心态该割一刀了吧。
　　伊拉克战争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上造成暧昧与阴影，我知道许多人至今如骨梗喉，想寻机发泄。但想在哈、德两人身上做文章，我劝他们先把这两人好好读一下，否则小心自己出丑。随便从他们的政治言说和行动发挥到我们自己想要说的话里，这是很危险的。哈、德两人说的不是一般的政治，与别的人的说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是认真写过这方面的书，是’签过名’的，是自己的一些在我们中间已很流行的立场的法人代表。那些不同时间里写成的书反映着他们的立场形成的轨迹。把他们写的东西光当做媒体文章来读，象折花一样，对写过很多东西的他们是不公平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说到欧洲的几个核心国家（diekerneurop？ichenMitgliedstaaten、avantgardistischeKerneuropa）应更前瞻地看到欧洲的统一的外交行动的必要性并为此更多地承担责任，拿出自己的首创精神（jederEigenenInitiativeberaubt），成为形成欧洲自己的政治伦理意志（politischethischeWille）的火车头（Lokomotive）。这与哈在《包容他者》里说到只有第一世界最有可能为世界主义的人类前途负最终责任的结论，只有范围上的不同，他是在重申，不是媒体里的一般起议。
　　德里达显然是同意这一说法的。而他们两人的这一立场背后，都有那个康德在撑着（如结尾处：diekantischeHoffnungaufEIneWeltinnenpolitikbeflgelthaben），在说欧洲时也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主义秩序’：WarumsolltesichEuropa，wennesmitzweiProblemendieserGr？ssenordnungfertiggewordenist，nichtauchderweiterenHerausforderungstellen，einekosmopolitischeOrdnungausderBasisdesV？lkerrechtsgegenkonkurrierendeEntwrfezuverteidigenundvoranzubringen？从操作上看，一个著名作者要表达政治立场时看来也不大自由，他必须与写过的书，与最近的过去里的观点相一致，不大好随意抒发的？
　　对于战争的打与不打的理由和成本算计和合法性辩护，哪怕是一般的世界主义政治论争，我再重复一遍，哈贝马斯、德里达、阿连特等都再三强调，我们都必须回到康德的政治哲学立场，没有别的路途，如要有个对照，可加上霍布斯。一个中国读者读一下康德的基本政治学著作，然后来实际分析这场战争，挺出自己的立场，这比多少个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包办、吵翻天的谈论，都切实有效。你看看康德在这事上头的犹豫与反复，哪里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事，表态可以随便表，但任何一个表态也都得说服自己，首先把自己摆平、对自己真诚，哪里是象作秀那么容易的事。不读过康德的这么几篇政治哲学著作，就来大谈全球化下的战争之类，就用良心、人道主义之类两可的概念来义正词严，当作自己的思想立场，至少对自己的立场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知识域和思想域，并不是伊拉克战争之合法性和后果有什么大不了，而是学术人或知识人如何在中国对待康德，对待哈贝马斯、对待德里达这件事的赫然成问题、一直成问题、在未来还将成为问题、将成为一个越来越要命的问题。为什么将他们当作作者来读，在中国竟是那么难的事？动不动有人来神化或绑架他们？想拿哈贝马斯、德里达来说事，却连他们的基本著作都不愿意读，随便提着哈、德两人来训斥别人。一说哈贝马斯还要把外长费舍尔和另外道听途说的东西扯上（人家好歹也是个民主国家，外交政策不是在费舍尔一人手里，哈贝马斯也没这个去影响的兴趣，他要的是公共领域里的更深的论争，这说到底是政府和费舍尔们不喜欢的），说斯特劳斯的政治学说厉害，居然用他的学生很多在美国政府中做官来做例证，这样的话都出于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之口，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上面是一些见闻之后的牢骚。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谈由这些见闻而想到的问题。先是讲这哈德联名的文章的模态和所涉及的论证框架，然后是讲抛开欧洲思想家的口径，’我们’自己目前可以有哪些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如何将它们和’我们’放到一个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里。
　　上：表达模态
　　哈德文章里的下面这句话为全文定下了作者们的表达模态，也就是我们日常讲的说话分寸，我认为不掂量这句话，就理解不了哈、德两人联名写作的用意：一种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关于未来欧洲的’视野’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在多重声部的公开性（？ffentlichkEit）的狂烈的多声调中说出。既然到现在为止这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不妨让我们知识分子来说上几句。（WenndasThemabishernichtEInmalaufdieAgendagelangtist，habenwirIntellectuelleversagt。）这里道出他们是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说：还未进政治议事日程，民众和媒体还未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里还是大知识分子，象勘探员似地先期对这个话题作一些前设性讨论，象中国人说的那样抛砖引玉。这仍是一种虚拟的政治行动，由于他们的谈话的求诉对象的民众只是配角，在很大程度上于是甚至仍是独白。我们对欧洲思想大班们的政治行动反应过度，可能是我们高估了他们的言说中的’政治’作用和表达模态。从他们写一篇文章，到去影响立法，这中间的路长着呢，哈、德自己是清楚这种距离的。我听过很多场政客或民众的类似主题的辩论，从未听见一星半点康德、亚里士多德或哈贝马斯的引用，他们用的都是ordinarycommonsense（康德很赞赏休谟的这个用语，还说他的《纯理性批判》只是要为这种常识性理性打几个普遍原则的桩），早用大白话说清了大致的意思，需要哈、德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是要去扩展大家的认识和想象力，在这上面做些提升和普遍化功夫，是与《纯理性批判》所做的一样的：使这种ordinarycommonsense得到普遍的辩护、达到较普遍的效力。而象柏克这样的行动式理论，是影响了政治，才成为一种得力的理论，不是先理论研究成熟，搬用到realpolitik中去的。很多的政治哲学理论就是这样事后带着哈贝马斯说的’反思的距离’形成的。
　　’知识分子’们谈论政治时我劝要少一点下面这种书呆子逻辑：我们要用’思想’来把政治哲学问题论证好，政客们现成来拿着采用或去改革就可以；欧洲的政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教化下长成，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将如此；需要达到一种可行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完美的理论和思想论证，中国才会走向民主化，这理论和思想的论证就交给我们知识分子好了，保证给你弄得漂亮，等着我给你方案吧。
　　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都在说现代性这个病毒的蔓延还未被止住，西方形而上学已亏空，我们还没有汉语思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怎么搞出来的了，因为它的思想还阙如；但没有汉语思想，我们仍是等不及地先在那里说了，而且也说得有头有脑了。莫非所谓的汉语思想、汉语政治哲学、汉语哲学、哲学汉语也无非是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你说它有，它就有了，你说它没到来，就真没到来（那么，这也就是一种邪教那样的东西了？），既然从孔子到康有为，从鲁迅到我们都没有思想，那么我们中国会不会就是一个不用思想也能生存的幸运儿？我们可不可以干脆从此不要这个劳什子的’汉语思想’或汉语什么的了好不好，白送给我们也不要了，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坚决不要了（我还嫌红娘和我奶奶都会说、每个方言里都在用的这个’我思想’、’我思’、’我想’太深刻、太原创呢！），让我们就那么认真说话，认真写字好了，只要认真，不要那UFO一样的汉语思想了！另外，联名的德里达也是绝对不相信知识分子、革命精英可为全体民众找到好的政治哲学、制度、机构和理想的。在《哲学的权利与义务》一书中，他指出，1789年7月11日几个人以拉。法叶领头，以人类的名义，用一种民族语言向一个民族的国民议会提出人权宣言，只用这种宣告式的行动自己授权自己，就想从此经人类的名义来行动，我们从此必须每时每刻都反思这种少数人借全体人类的名义来行动的言语行为了。这个事已象传染病一样地到了各个大陆，至今为止的所有革命和改革都以这一未经授权、未经证明的宣告做了依据，我们大多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也似乎都以它为基本建立原则。对这种人类用某种神圣的借口给自己头上套上的缰索，我们首先可怀疑它是否也就是原始部落里的巫术的一种，是先辈或早期革命者为了某种历史性的局部目的而将起源神秘化，并为目标实现的无望和无限延期找借口，总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也可怀疑这些宣言只是说得好听，从来没有被革命者和改革者当真和兑现过，我们现在应真的向它索要它所承诺的东西：我们无需去寻找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里已写得够好听的了（我记得王怡有过这个立场！），哪怕实现个三成五成，对人类也就很美好了。现在，大家别忘了，我们真的必须要求承诺着来帮我们实现这些好事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机构来兑现、清债了。我们必须向国家、向国家联盟（如现在的欧洲）索要它建立之初就答应给我们，迟迟不肯兑现的权利。加利利，1991年，5667页可时至今日，民主成了媒体秀，欧洲远未达到真正的民主，卡在了福利社会的不现实的承诺上。福利社会障了大家的眼，福利社会的瓦解，各种新的政治形式会使欧洲看到其政治制度的因循和不上进，其民主形式本身正成为民主的障碍。现在必须使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使它更激进、更激烈。德里达的欧洲，决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如果是一个帝国，则是一个正在向人民认罪、清债的帝国。
　　在这篇文章里，大家读出的哈、德两人的欧洲自大语气，我看只是他们对一个经历苦难教训之后欧洲该有的长进的莫大期许之切给人的印象。在文章中，他们说到，欧洲因为受过二十世纪各种集权主义之害，纳粹的反人类罪之害，所以，它情理上也应更深切地体会到’霸权式单边主义’、破坏现存的共同认可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危害，更认识到这最终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言下之意是，美国这孩子没吃过这苦头，不懂这事的严重，欧洲应懂事，拦它一会儿，不管它怎么恼怒，这样总不会去搞到收不了场的地步。联系到文章开头讲到的西班牙首相的不顾欧洲立场的临场倒戈和马德里米兰巴黎伦敦的反战示威之对比，他们可能认为欧洲政客可能会有政治考虑，欧洲公民们却由于自己的历史经验，不应该忘这个本（这种自大听上去是说欧洲人比别的大陆上的人民更应该懂得这一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越感？）。
　　下：中国人从哪几种角度看欧洲？要撇开多少层关系和固见之后才浮现出那么个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
　　法国人把我们中国一带称作极东，那等于是东方的东方了，我们实际上也曾把印度和中亚看成西方，而西方中的西方，就大概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文中提到的’’diekerneurop？ichenMitgliedstaaten、avantgardistischeKerneuropa。’欧洲’是个移动的概念，我们现在说它是将土尔其这样的因素也放在里面的。稀奇？但德里达说，历史上的欧洲，精神上的欧洲就是耶路撒冷罗马君士但丁的铁三角作轴心，有雅典的哲学启蒙在前，有’美国的拉丁化’殿后，土耳其（我们历史课本里讲的’突厥’？）放里面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这种说法里，现在的欧洲你看就有点被架空了，如果我们不考虑欧洲在近三百年里所经历的，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共同政治命运的话。也曾听到瑞士学者霍伦斯坦论证到，欧洲之核心也从来是分裂的，瑞士的双语民主是原型。推上去，欧洲其实就是全世界，里面有亚洲、非洲、南美，在瑞士中就有欧洲，有世界。世界有可能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大全之梦。欧洲可能只是某个世界历史环节，世界游戏里的某个角色的活动称呼。
　　哈、德两人的文章里提到，欧洲由于所经历的这些光荣也好苦难也好，该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经验，言下之意是，欧洲应吃一堑长一智，更有见识，和先识，并把见识拿去与别人分享，让别的民族不要走老路（不应该象别的洲那么糊里糊涂？我们听着又可这样多心了。）。欧盟的成功经验，比如说对国家暴力的驯服、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执行范围的限制和将其延伸到更大的主权空间里这些方面，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个逻辑里倒不是说欧洲比别的洲优越，而是说它因自己的经验，应更懂事，更往远里看。哈贝马斯与阿连特一样，从来主张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世界性’（？ffentlichkEit的必然结果），这一次主张欧洲的自己的统一的外交政策、行动，强调欧洲对自己的未来的Weltinnenpolitik的设计，也是在这一框架内的，涉及的是埃里亚斯所说的人类在文明过程中对不同等级的认同框架的’忠诚分配’，不是用欧洲的独大来顶美国的霸权，揽到自己的好处，将别的人民搁到一边。哈的确是将人权和宪法民主当作欧洲以外的人民也可分享的东西，至于是用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手段来实现，不是关键，也并不成为有些无赖的父权专制政府的借口。在许多别的事上，他也都是这一逻辑。我看不出这种立场里有什么欧洲中心论的用意。哈似乎相信，西方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了西方外的政府或知识分子对欧洲的愿意拿出来分享的东西的疑惑：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已对这种疑惑作出了解释学式的反应：用理性批判、用权力批判。不应太怀疑欧洲人的别有用心。同上，120页
　　过程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也持这样的听上去有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比如说，他就认为亚洲价值和家庭观念高于人权的说法是专制的自我方便。导致人权不能正常到位的借口落后的国民性、政治状况等等常常是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那里的（哪怕是欧洲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今天所知道的信息（如伊拉克战争里），老百姓仍被蒙在鼓里；仅凭对有限的信息的封锁，政府的决策就可获得合法性。’在那些不加论争地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民族国家里，那些旨在保障自身群体继续生存的举措看上去是为了威胁对手群体之生存，但实际上也最终威胁到了自身群体’。人权本来是可成为一块挡板的。《个人与社会》，德文版，307页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国家对待其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互为充分条件？同上，309页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权是指单个个人之为个人，之为整体人类的一员之一所享有的限制国家对个体的那种支配权的权利，而并不考虑该国的法律怎办说。埃利亚斯这一人权观念很有前瞻性，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的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让步出来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的更有否决性人人类基本权利。这种人权观念不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国族内不受权利侵害，而且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也能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我认为哈、德的这篇文章的立意，仍在这样一种我个人很赞赏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半世界主义半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内。
　　但，欧洲人在他们的各个认同框架里三心二心地掂量来掂量去的时候，我们欧洲外的人，心里自然会有复杂的感觉。你说等到欧洲人自己认同清楚了，与美国认同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了，那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死角里，等待被处置。而’我们’本来就是以欧洲为主旋律的世界历史的牺牲品或边角料，我们当前共同的世界政治里仍有这样的不合理的顺序：去掉欧洲中心论、欧美西方中心论，基督教中心论，世界三大一神教中心论，然后，不知道绕过多少道弯弯，才扩及我们所在的哪个框架，我们的认同框架才被融进那个大的全球框架里。为什么一定要从他们那个框架开始？我读康德、哈、德两人时能暂时忘记这一层，一谈具体的世界政治，这一层让人瘫痪的未来现实就横到我面前。这要命的还莫须有着的总框架！
　　从局部讲，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有个如何与欧洲和美国处理好三角关系的问题，这倒不是说我们要来事，去与他们搞，而是如何在心态上来摆放这两者的问题。这不是小事。
　　美国是我们心中又恨又爱的’那玩意’，我们在恨它最烈时，说不定也是我们心底最向往它之时，我们自己很难看破这一层。美国使我们不肯去做本来很想去做的事，很多事美国人做了，欧洲人再不好意思去做，因为怕被人看成不深刻、不彻底，我们中国人怎么办，就跟着这样？在并不明白怎么摆放美国的情况下，很要命的是，许多中国知识人在困惑中就跟着欧洲人，用欧洲人的价值观来攻击美国的一切，来反对美国主义，落进一种反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这里又要来重复一遍埃利亚斯的立场：美国是我们未来的那个更大的认同框架的先期实验，在欧洲还是探讨的可能，这在美国已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害怕美国就象害怕克隆人来统治我们一样。哈、德联合，是瑞士一样的民主，康有为所看出的民主瑞士式，康有为所说的民主的另一式，就是大同式，就是美国式。埃利亚斯显然认为美国式高于瑞士式，美国式高于欧洲式，其主要依据是人种混合之成功，康有为也是拿这个作未来大同的判断标准。我们当然还知道有科热夫的由布鲁姆作导游的美国，和福山的由日本作旁证的美国，等等，也从另一个方面对世界历史作出了解决。除非我们坚决撑着不走向大同，象瑞士那么宁静，否则，我们好象只能接受埃利亚斯推导出来的这种未来。
　　从’批判’的角度看，最落俗的立场，就是用欧洲化的潜在立场来反对美国化，或用美国主义来挤逼我们自己这个其实是象我们的文字一样已很欧洲化的思想传统。历史地看，我们在被美国化前早已被欧洲化过。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安装的是最激进的欧式比如卢梭式的革命软件。毛泽东的半欧式软件打败了蒋介石的半美式软件。张五常屡次说到1957年以后的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是人类乌托邦想象和最漂亮最深刻的思想所造成的空前灾难，但一二代人世无前例地品尝到了人类最极端的思想和制度改造，这种经验，他暗示，倒是极其珍贵的（世界的其余，尤其是对欧洲人没机会身历这种豪华和刺激的革命和制度游戏）。我的理解是，可凭这种经验来预防和克服欧洲人将犯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就比欧洲人和美国人更有资格来批判产自欧洲的这一思想包袱的实践隐患和后果，也更能比较着看清美国人所选择和改造过的那个欧洲版本的好处。
　　想起来真是让人心惊肉跳，许多欧洲人热望过的事、只敢想象、还很害怕的事，在中国竟都已被硬着头皮做过了，在许多事上，包括在当前的’更粗暴的、更残忍的资本主义’这事上。
　　虽然马克思曾将我们东方看成了会影响他的思想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成功率，会拖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的后腿的东西，可暂时放进括号，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式批判为眼光的欧洲，事实上一直都将中国和俄国当作了实验场，至少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是如此。2000年出版的罗素全集第十五卷里收集了他到苏联和中国来时的所有演讲和信件，由于是照时间排序，从他先到苏联后到中国的感受上比较看，他显然认为苏联的社会改造已生米煮成熟饭，中国的革命如果能排除日本和苏联的插手，将能实现欧洲革命的理想。也就是说，不让日本和苏联去捣蛋，中国会比欧洲自己更可成为欧洲理想的实现地。但他在快要离开中国前又哀叹，中国要实现欧洲人的理想，除非它不去搞工业化，但这哪里可能。他临走前留下的一厢情愿的锦囊妙计是，美英如果自己对中国没兴趣，也千万要阻止苏联和日本的脏手伸到中国用罗素的逻辑术语来讲，欧洲或美国在中国的三长两短之后，仍是未来中国的configuration
　　而这已真的成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前和未来的基本思想构形：中国人目前眼里的西方以欧洲核心国为精神起源（就是那个JudeoChristianWest，以’伏尔泰费尔巴赫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为思想核心德里达《宗教行为》，2002年，65页），以美国为旁证和类比。我们现在对欧洲和美国所生出的不自在、不舒服，仍只是这个关系层里的摇摆。找到了北，现仍是这个关系层里的北。
　　我们能不能象前面讲到的哈、德立场那样，取一种更远的反思距离，将欧洲看作是雅典的哲学化到美国的拉丁化（然后是由此引发的全球拉丁化）之间的一个片断，以将这个从雅典哲学化到美国的拉丁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少部分人类选择，大部分人类被迫半推半就地跟进的文明进化框架？
　　我们与欧洲与美国的关系里，在这么几个方面的撇清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如何看我们看欧洲（我们对其的固见）？我们如何看欧洲如何看美国（尤其是其习惯性偏见）？我们如何看欧洲如何看美国或美国如何看欧洲以及这之间的一样曲折？我们如何将自己与欧洲、美国放进一个筐里？我们与欧洲、美国渐渐认同到一起去后，将拿其余的世界怎么办？
　　【附记】共同认同框架：国民性与个人世界主义权利之间
　　埃利亚斯认为我们对美国主义对欧洲的种种不舒服，是由一个较低的认同框架进到较高的认同框架时，就象一个乡村青年去大城市谋生时所生出的不适应时的情绪反应，每一个民族都难免这个。我们在与别的民族一起走向更大的认同时的许多趔趄，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的传统惯性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为此吵翻了天。埃利亚斯是如何来看待这方面的’落后’
　　与世界主义政治的呢？
　　即使在英、法、荷这样具有先进的国民性的民族里，民族国家在当前也已丧失了它们作为维持生存的单位的诸多功能。但毕竟这种功能已多少积淀于其个体成员的情感和性格中，成为一种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在欧洲一体化、全球化之前也导致这些民族的态度的硬化，不为新的社会现实的变化所触动，生出很多抵触情绪，其严重性不亚于中国民众和统治者对现代化的抵触。《个人与社会》，德文版，293页；此书的翟三江的中译本近期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种先进国民性的落后于当前现实，与中国的国民性落后于民族国家现代化，在性质是一样的。欧洲一体化也决不是全体欧洲人的自觉选择，而是军事、经济等实际发展趋迫使大多数默认这种一体化的重要和不可避免，是硬着头皮走出的一步。’人类在更高层级上彼此结成联盟，尤其是达到日益增强的人类一体化，虽已成为事实，但它要成为全体人类的情感聚焦点和个体行为的主导理念，仍有待时日。’同上，303
　　人的情感认同与良知发展总是从家庭出发，到国家，再到以共同体为准绳。如果我们将全球化、世界主义看作个人不顾某一人类下属群体的依从，而认同于人类本身，那么’当前的世界一体化过程实在也是每个个人的个性发展那样的必然。’同上，305未来国际政治的重点将是对付某一人类下属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全人类的利益，因为整体人类遇到的威胁来自属于整体人类本身的人类下属群体。同上，305未来的布什们将以埃利亚斯的这一立场来为类似伊拉克战争那样的军事行动辩护，你听得头皮发麻了吧？我第一次读到埃利亚斯的这段，也怀疑自己是否是在跟一个伟大的作者一起吸大麻了。这真是耳提面命的教导。
　　由于国家总是用教育或经济安排来刻意调控个人良知，将国家公民对单个国家的认同树为最高义务国家实际上也常常成为维护一种落后的国民性的主谋。我们走向更大的认同时一定要警惕国家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我们必须认识到，走到更大的认同，是需要更抽象地来理解人类关系和共同体的。哈贝马斯认为，由人与家庭的紧密关系发展到与全人类共同体的紧密关系是一个不断抽象的过程。我们今天需迈出更抽象的一步。一种能够跨越民族边界的民主的意志形成过程需要一个统一的上下文，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发展出一个欧洲的公共领域和一个共同的欧洲政治文化这样冲出国家的规范的境域。在这样一个后民族的交往情境里，需要在业已存在的利益交织中出现一种对集体资格的觉悟集体认同是作出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共享一个共同的政治生活的公民之间也都是他者，每一个人仍有权继续成为他者。欧洲的联合，是这每一个个人更坚实地成为他者的一个更大共同体的初步尝试，会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抵触，是很需鼓励的第一步。哈贝马斯，《什么是人民？》，见《后民族集聚》M。Pesky英译，Polity，2001年，189页。
　　在这样的更大的共同体试验地里，人们不大讲国民性，讲得更多的是民族认同身份。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怎么那么地与别人、与别的民族相同时，才会最真切地去体认自己的民族性或国民性。一个民族里的个人只有在普世的或世界主义的情境里，只有带着世界主义情怀，才能真正体认自己的民族性，才能健康地分享自己的国民性。因为，’人对自己与他人、一个民族对自己与其他民族的的区别性经验，和他们对自己在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眼光里的形象这一点的经验，其实是互不可分的。同上，269页
　　生物上、语言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至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是的，又在用本性这样不大好的词了，但埃利亚斯认为，只有用过程社会学眼光过滤的人类本性，才会具有普世性。同上，258页
　　在最近的将来，寻找与别的民族的共同认同框架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国民性应如何发展得能适合于市场制度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制度和法制结构。说我们的国民性在此时此刻还落后，只是指我们还没有充分具备民主法制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各成员所具有的那种发自民族本性的那种社会习性与个性结构，需慢慢发展到那一水平。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瓶子和水的关系，等到社会成员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正朝某一方向改变，社会的发展目标可能又变了。所以，改变国民性，再来改变民族的发展命运这种五四以来的救国良策，说得好听一点是理想主义，实际看来，是执拗的、残忍的，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性改造运动一样地暴烈与惨酷。鲁迅、郭沫若由想医治民族身体向医治和疗救民族精神，这种对国民性的作为民族自救和进步的障碍的不顾一切的归咎，与毛泽东他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不顾一切代价，强制推行一套能改造国民性甚至人性的制度，两者的背后是同一逻辑驱力。
　　这种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治疗方案，曾使执行者具有了神一样的豁免力，神一样的眼光，神一样的无辜。几代思想者都以国民性为借口，为自己该为几个时代以来的民族苦难、制度困境和精神沉落所负的责任开脱。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国民性之历史性、发展性，强调思想者、领袖人物对于自己社会的国民性的认识也是历史、发展的。哈、德不是象我们想象那样的hyperpolitical，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也决不能达到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的政治上的清白与崇高与远智。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仍残留着上面说到已造成悲惨后果的改造国民性之可怕逻辑。
　　哪怕是要改变国民性，动力仍在于现有的国民性中的某些因素。在国民性里包含着民族记忆，它象个人记忆一样，对民族性、国民性之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反复提醒自己：知识分子不一定有替我们改造国民性的资格！
　　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我们中国人对家庭的感情倾注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感情倾注。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移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使我们我平衡仿偏向自我一边’。同上，272页所谓的国民性改造，可能是一个民族大规模地为适应现代化而作出的个人社会习性和性格结构的改变，国民性此时表现为一种改变时的留连，一种惯性我们实际上应同情这种改变前的犹豫：在民族国家里，国家和政府声称担负起了个人的基本谋生单位的职责，看上去虽然那么牢靠和持久，不可或缺，但实际上并没有也无法替代家庭的作用。国民性是我们对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还产信任，而只好依赖于低一级的认同时的心态，是被迫的。国家或全球共同体还不可靠，但国家化和全球化却又是必然趋势时，个人有时就会折衷于中国社会中的帮会、意大利式的黑手党这种的中间体。黑手党和帮会此时有比国家更高的维持生存的价值（埃利亚斯有时真是激进到’颓废’，话说得象个嬉皮士，但照样深刻！）。同上，285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恒常性变小，互换性加大，一种特别形成的社会习性随之产生它要求单个个人在关系的构成和把握上具备更大的审慎，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规范，在关系的形成和管理中减少自我冲动。’同上，289页一个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中长大成人，该会首选属于自己时代的那个更看重自我的自我图像，而他们的前辈的那种前国家形态中特有的偏重’我们’的自我图像，会让他们觉得不合常理。在新新人类和老一辈之间，国民性的改变之间的裂痕有时就会大到崩决的地步。我们迈出民族国家，走向世界主义政治时也有一样的悲壮！
　　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民族到东亚到欧洲到美国到全人类的这一个认同链，是全球化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脱不出的一个认同连环，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住自己的全球化的话。